其三

刘复基(有关辞书和传记均称刘复基生于1884年,实误。据刘复基后人刘继尧先生提供的族谱记载,复基生于光绪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即公元1885年1月20日。),字尧澂,亦作瑶臣,湖南武陵县人。其父在常德府城经营一家灯笼铺,复基自幼随居府城,耳濡目染当地哥老会的活动。稍长,充湘西哥老会金凤山刑堂。1901年,复基把才华初露的宋教仁邀至家中,“订为莫逆之交”。从此,宋教仁“每过常德,必与刘尧澂一会”(满大启:《宋教仁在常德活动琐记》,湖南省桃源县政协编:《宋教仁纪念专辑》第69页。)。华兴会成立不久,宋教仁负责常德地区的起义筹备事宜,刘复基从中竭力襄助。宋离常时,委托刘复基和另一会党头目“在常经营一切”(《宋教仁日记》,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5页。)。时为西路师范学堂学生的蒋翊武和常德官立中学堂学生覃振等均由刘复基负责联络。

(1913年9月8日,摄于广西桂林。)

在文学社的领导核心里,统筹全局的无疑是社长蒋翊武和评议部长刘复基。而在蒋、刘二人中,倘若我们不是被各自的领导职务阻住视线,而是凭各自的实际事功作出结论,那么刘复基比蒋翊武更显得举足轻重。每当文学社的关键时刻,往往是刘复基走在社员前面,带领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诚如该社骨干章裕昆事后回忆的,文学社的“实际工作多是刘尧澂负责”(章裕昆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至于社长蒋翊武是如何具体领导文学社的,许多记载或泛泛而谈,或付之阙如。

其二

是会结束后,刘复基与共进会骨干邓玉麟一道,以常驻军事筹备员身份驻部办公,“为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当时总指挥蒋翊武不在武汉,孙武虽为参谋长,“实际上邓玉麟等于是孙的参谋长,刘尧澂又等于是邓的参谋长”(李作栋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可见参谋来参谋去,最后仍倚重刘复基作出决策。

我们家族谁都不知晓世上有这样一张照片,谁都不曾瞻仰过蒋公殉难的最后一面。从记事开始,我对蒋公的印象,都是来自那张唯一的老照片:蒋公身着西服,神色庄严,目光冷峻、坚毅中带着一丝困惑,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练成熟许多。百年之前,摄影很不普及,照片极其罕见。刊印在出版物中的那张像,高悬在长沙烈士公园烈士纪念堂和武昌首义纪念馆的,也是那张像。看上去,蒋公像和他战友们的老照片一样,陌生而遥远。

在上海,他以中国公学为据点,将就读该校的蒋翊武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暗中组织革命力量。湘籍同盟会员杨卓林在沪创办《竞业旬报》,用白话文宣传民族革命,他和蒋翊武也从中襄助。

“蒋公翊武,澧县人,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以武昌防御使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当道縻以官爵不受。丑癸讨袁,将有事于桂,至全州为贼将所得,贼酋阿袁氏旨,遂戕公于桂林丽泽门外。今年冬,大总统督师桂林,念公勋烈,特为公立碑,而命汉民书公事略,以诏来者。公之死事与瞿张二公不同,而成仁取义之志则一也。”

按理说来,蒋翊武作为文学社的一社之长,他应当是社员代表会议的主要召集人和主要发言人。而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目前有据可查的社员代表会议共有4次。担任会议主席者除有1次情况不明外,在其余8次中,刘复基有2次,蒋翊武仅1次。充当主要发言人者,刘有8次,蒋仅1次(详见章格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那张照片不知摄于哪个年月、哪个地点、何种背景之下。大致可以推算,那是蒋公从常德西路师范出走、投身革命的年代。奔走在家乡与异乡之间,奋战在笔杆与枪杆之间,鼓动在新兵与社团之间,坚持在动摇与妥协之间。他以文学社社长——首义前武汉各革命团体联合会负责人身份,与其他革命同志一起完成了组织准备、舆论准备、武装准备。1911年10月10日前夜,他以首义总司令名义下达十条十款起义命令,武昌城内枪声骤起,延续数千年的君主帝制轰然倒地。这一天,成为中国告别帝制进入共和的分水岭。

在武汉,他结识了湖北革命党人刘敬庵等人,加入革命团体日知会,开始在湖北革命运动中崭露头角。1909年秋,刘复基从湖南再度赴鄂,先是在汉口《商务报》报馆任会计兼发行人,继而与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群治学社负责人李抱良取得联系,设法将《商务报》办成该社的机关报。次年春,湘籍立宪党人杨度路过汉口,他与李抱良上门殴打杨度,结果被拘留8小时。不久,复基化名汝夔,从理发店购来假辫,投入新军41标,以士兵身份作掩护,在新军中竭力发动革命。当杨王鹏和李抱良将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时,他也积极参加,出力尤多。难怪李抱良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强调刘复基“有才智,自他人伍当兵后,军队中的革命运动更加发展”。〈%李六如:《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

——这是辛亥革命元勋、先伯祖蒋公翊武的肖像。

应当指出,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文学社之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得到稳步和迅速的发展,社员遍及湖北新军各标营,主要因为它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除了社长蒋翊武外,还包括文书部长詹大悲、评议部长刘复基和当时关押在狱,但行动相对自由的胡瑛。这4人中,有3人来自湖南常德地区,同操乡音,彼此关系密切。另外,有1人曾是哥老会头目;3人参与湖南华兴会起义事宜;2人与东京同盟会本部有过直接联系;3人参加过同盟会,参与萍浏醴起义筹备或响应工作;2人参加过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3人投入湖北新军,以士兵身份作掩护发动革命;3人办过两种以上革命报刊。显然,由上述4人所组成的文学社领导核心,是一个既有同盟会本部为奥援,又在会党、新军、报界中具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既有革命资历和经验,又不乏革命才具的战斗集体。

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嗟我寂冤终无了,空留弩剑作寒鸣。

第三次则是正当刘复基代表文学社与共进会磋商联合起义的方案时,湖北当局突然下令调部分标营外出驻防,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社长蒋翊武、骨干章裕昆、唐牺支等都将随营起程。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文学社本部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仍然是刘复基代表社部作重要发言,号召“各同志努力奋斗,以期突破此危局,一旦武昌起义,分驻各处同志,能迅即响应,其效更大”。接着,他又布置了驻防社员各自的响应任务,表示“如此间计划确定,即派人往各处通告”(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文学社的起义筹备工作并不因社长蒋翊武和其他骨干的外调而受影响。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各驻防社员均能如约响应,反而壮大了湖北的起义声势和力量。

冥冥中有缘。是年3月,朋友的朋友自海外归来,带回来这张老照片。尘封一个世纪,辗转数千公里,从摄影照片,到素描画像,又拍成照片,再转换成电子文件,蒋公大义凛然的精气神跃然纸上,照片如新,英雄不老,精神永恒。

第一次是黄花岗起义失败不久,原拟响应广州的湖北革命党人面临白色恐怖,湖北当局戒备甚严,文学社的组织活动无法照常进行。为了避免社员“咸失联络”,刘复基毅然请假出营,蛰居阅马厂文昌阁,“每日往各营通问,借谂内外消息。”就这样,文学社的社务不致中断,而且“诸同志得以明了近日状况,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见充实。刘复基之努力,收获洵不小也”(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不久,他索性退出新军,率两名社员住社办公,专事组织发动和联络,使社务日形发展。社员们都一致称赞“刘复基真行,好角色”。从此,“文学社全体社员的脑子里,无论认识不认识,差不多每人都有个刘复基的印象”。

就在9月24日联席会议刚结束不久,南湖炮队的共进会士兵与排长刘某发生冲突,便从军火库拖出大炮,准备暴动。该队共进会员孟发丞赶往巡道岭,向孙武等请示方略。身为共进会负责人和湖北革命军参谋长的孙武感到问题棘手难办。据当时在场的李作栋事后回忆:“正在踌躇不决之时,刘尧澂赶到,大家请他解决这一问题。刘便说:‘顶好请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部都已动作起来,那么我们就应通知各营响应。如仅限少数同志,即叫他们赶快换装逃避,以免影响全局’”。:《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寥寥数语,当即解决了孙武等人的疑难。因此事仅系少数人的行动,孟发丞即按刘复基的第二个方案妥善处理。一场孟浪事故被及时杜绝了。为此,连一向自负的孙武也不得不对刘复基折服三分。刘复基遇难二十多年后,孙武在回顾武昌起义的筹划和组织经过时,虽把自己和共进会的作用抬得很高,却也情不自禁地发出“惜乎尧澂死也”之哀叹,甚至断言若复基不死,则起义时“宋锡全之逃与武胜关之不平,恐不能发生矣”(孙武:《武昌革命真相》,《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

当年得到这张照片的时候,距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刻,已经过去100年,准确地说,是整整98年。

就革命团体而言,文学社之于武昌起义的历史功绩当较共进会突出,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公论,无需赘述。但在组织和领导文学社的过程中,究竟是谁从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倒是值得进一步弄清楚的问题。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很多历史影像,难免渐渐褪色淡忘。蒋公翊武,仅仅留下两张遗照,一百年未曾褪色,一千年不会遗忘。
(蒋祖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蒋翊武等随营外调后,刘复基全面主持文学社社务。为了武昌起义早日到来,他加紧与共进会负责人孙武等落实合作事宜,同时又日夜思考着起义方略。据记载,“军中计划多由尧澂统筹,与军事筹备员不时讨论,拟具略案,凡各标营届时应负任务,预向各标营代表分别具告,临时依命令实行”。“凡关于用兵方略,调查地形及首义先后一切大计,皆公一手为之”(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

原标题:百年老照片 浩气壮河山

负责传达命令的同志离开总指挥部后,仅剩下刘复基和蒋翊武等数人坐镇指挥。适有留声机经过,刘复基即“唤之高唱,藉资掩饰”(杨玉如:《辛亥革命先着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旋潘公复至,刘复基告以“为继续革命计,必不可聚在一处,让仇敌一网打尽”,嘱潘“速往巡道岭学社,那里地区稍偏,比较安全,听见枪声再外出行动不迟”:《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共进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复基边说边推,潘始离去。

1913年9月9日,是蒋公殉难日。就义前一天,拍摄了这张百年肖像。英雄无语,本色生威!蒋公身着衬衫,目光炯炯,神色如此镇定而安详,气度如此执着而轩昂。也许刚刚完成遗书,对亲人战友的嘱托,多少沉重悲壮。也许刚刚落笔遗诗,对民主对共和信念,多少慷慨咏叹。看上去,比先前的那张蒋公肖像,多了沧桑与亲切,更多了自信与刚强。

第二次是8月1日文学社机关报忽遭官方查禁,报馆负责人詹大悲和何海鸣鎯铛下狱,情况危急。又是刘复基“星驰各营报告,并嘱各同志慎重”,告以“正筹商大举,为期或不远”,“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机之至”(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由于刘复基等人的努力,文学社的组织活动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至武昌起义前夕,社员增至3000多人,有的革命小团体还主动并人文学社。以前,无论是群洽学社还是振武学社,都是稍遇挫折,便中断组织活动,一切从头开始。而文学社并非如此,这与文学社骨干们特别是刘复基的努力显然是分不开的。

只知离乱逢真友,谁识他乡是故乡?从此情丝牵未断,忍余红泪对残阳。

若揆诸事实,这些说法都还不够确切。詹大悲的领导作用主要集中在他对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的建设上,还不曾体现在他对文学社的全盘领导上。况且,詹于武昌起义爆发前两个月就被捕下狱,也来不及在筹划起义的关键时刻出谋划策。至于胡瑛,他固然是蒋翊武等人藉探狱之机请示方略的革命同乡,但胡瑛毕竟身陷囹圄,不曾参与实际领导工作。尤自刘复基离开营伍去小朝街85号专职办公后,蒋等与胡的联系就逐渐减少了。君不见,及至武昌起义前夕,胡瑛对湖北革命运动的发展形势还所知寥寥,从而导致托函劝阻宋教仁人鄂主事的严重失误。

后来,从长辈的口传中,从史料的阅读中,蒋公的形象一点点完整鲜活起来。他谦以待人,恭以待己,急人之难,纳人之言。他表面木讷却气象万千,笃志革命却屡遭挫败,五湖四海却被地域排斥。一个革命者的坚定信仰加上一位湖湘弟子的性格逻辑,必然是光明磊落、一往无前。一次革命,二次革命,几经蹉跌,气不少馁。武昌首义两年后,袁世凯复辟,蒋公再举义旗,失败后图谋再举,不幸被袁党所获。

还不到12点,有人紧急敲门。原来,反动军警已将总指挥部包围。复基“知有变,持弹以备,门破,击以弹,手被伤”,与蒋翊武等人被捕。翊武头垂长辫,衣着如乡同学究,军警不甚介意,遂乘间逸去。复基等则被带往警署连夜受审,供认反清革命不讳。而因起义命令未曾及时传至负责发炮为号的南湖炮队,是晚起义不果。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