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徐良高:由考古发现看商周政体之异同

内容摘要:这一年,陕西省文化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西北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等多家单位联合组成了周原考古队,在周原遗址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揭露出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两处大型建筑基址。这一年,经时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教授提议,由北大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了新的周原考古队,开始对周原遗址进行有计划、持续性的大规模考古工作,其主要目标有二:一是构建系统完整的周原遗址商周时期文化序列。步入“大周原考古”时代以2003—2005年间相继开展七星河流域和美阳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周原考古逐渐步入“大周原考古”。

按:中国考古学会两周专业指导委员会在各位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与多个考古文博单位合作举办了多场学术研讨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探索两周考古学术活动形式的多样化,我们组织了本组论文。感谢各位论文作者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我们真诚地希望得到学界的批评指正,并期盼大家对今后活动的支持。(徐良高)

关键词:

过去,关于商周时期政治体制的讨论,很多学者往往都是将商周放在一起,统而论之。实际上,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发现来看,商周政治体制之间虽然有很多的共性,如以祖先崇拜信仰为基础的政治理论,作为社会基本组织的血缘组织广泛存在,维系权力运行的宗法制度,作为权力、地位象征的礼器,等等,但商周之间的政治体制似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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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文献记载来看,商周之间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差异,王国维早有论及,他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人以“蕞尔小邦”而灭“大邑商”,深感“天命靡常”,“殷鉴不远”。武王、周公兄弟居安思危,夙夜不寐,探求治国之良策。武王早卒,周公摄政,救乱践奄,于戎马倥偬之际不忘“制礼作乐”,以为“经天纬地”之大道,不仅稳定了西周王朝的统治,更奠定了周文化尚礼乐、重德政的基本底色,并深远地影响了此后三千年中国文化的走向。

其次,从考古发现来看,商人的兴起与扩张模式明显不同于周人,“历年来的考古发现研究表明,早商时期二里冈至殷墟一期阶段,是商代政治、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随着成汤代夏革命的成功,商人的势力高度膨胀,一时与商中心区二里冈商文化面貌相当一致的考古学文化,在黄河、长江流域以及北方地区广泛分布开来,中原王朝的版图达到空前的扩张”。商文化的独霸地位,消灭与取代其它文化的现象非常明显,与周文化采取联盟兼容的发展模式明显不同。

  周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地域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在民族上,夷夏融合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制度上,宗法和礼乐文明形成并趋于完善;在思想上,继文武周公之后而有孔子,随之形成百家争鸣之势。华夏文明至此而“郁郁乎文哉”,中华文化步入重要而又辉煌的新阶段。

周人在古公亶父迁岐之前,是一个处于戎狄之中的蕞尔小邦。周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联合不同的族群、方国,形成联盟力量的过程。从考古学资料也可以看出,周人政治势力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周文化随着自身力量的扩张而不断与其所接触的新人群、新文化融合,并导致其文化面貌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来看,不同地区的周人文化因素构成或曰人口来源大致为以下几种模式:(1),周人+殷人;(2),周人+殷人+土著人;(3),周人+土著人。这些模式显示出周人对其它文化,包括被征服地区的文化所采取的一种承认、宽容、吸纳和主动与之融合的态度和政策。

  《诗》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周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周原是一个自然地理单元,即今关中平原西部,包括陕西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分,以及宝鸡、眉县、乾县三县的小部分,东西长70余公里,南北宽20余公里。狭义的周原则是一个考古学上的概念,即周原遗址,位于岐山、扶风两县北部交界处,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这就是指周原遗址。70多年来,一代代考古人在这里奋斗,察古知今,知往鉴来。

总的感觉,商文化的传播犹如肯德基快餐连锁店,全球一个标准,而周文化的传播犹如中国的川菜菜系,在不同地方都有所变化,以适应各地人们的传统口味偏好。

  首次确认周原是西周王朝的发祥地

善于吸收其他文化,不断与各种政治势力结盟,正是周人迅速发展壮大,以“小邦周”最终战胜以“大邑商”为核心的商王朝,并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周文化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这种成长过程和发展模式决定了周王朝形成的政治体制为分封制,具有分权和权力共享的特点,世家大族和世袭制的诸侯封国、方国、部族的广泛存在使王权受到制约,难以做到专制独裁。

  有周一代,文王都丰,武王都镐,周公营建东都洛邑,但周原始终是西周王朝政治、文化和宗教的中心,乃周人不祧之圣都,堪称是“礼乐文明摇篮,德政思想渊薮”。

从商周遗址所呈现的特征来看,在商时期遗存中,王所在的都城遗址,如二里岗、殷墟规模超级巨大,独一无二,王陵、宫殿基址豪华奢靡,最精美的文物基本都集中出土于这些大型都城性质遗址中,一般与王及王室、王族有密切的关系,显示出财富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商代其它次级的区域性政治中心和不同等级的贵族家族虽也存在,但远不如西周时期那么多,那么明显,呈现出一种长期延续性的存在,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象征物更不能与王权相比。

  地不爱宝,历代以来,西周青铜器在周原遗址屡有出土。如早在西汉宣帝时,就有“美阳得鼎,献之”的事件发生。到了宋代,一些金石学著作如欧阳修《集古录》和吕大临《考古图》都著录有周原出土的青铜器。清代和民国期间,在周原发现多处青铜器窖藏,毛公鼎、大盂鼎等国之重器横空出世。但在科学考古开展之前,辉煌的西周文明始终湮没在厚厚的黄土之下。

迄今为止,在西周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尚未发现与西周王室密切相关的高等级遗迹遗物,即使如周原齐村出土的明确为厉王之器的(害夫)簋,虽然器形巨大,显示了王器所应具有的气势与等级,但由于出土背景复杂,也尚难以得到关于周王的更多认识。西周考古大量发现的高等级遗迹遗物都是各世袭贵族家族的墓地、居址等,如晋侯家族墓地、三门峡市虢国墓地、平顶山市应侯墓地、北京市房山琉璃河燕侯墓地、河北省邢台市邢国墓地、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西安市张家坡井叔家族墓地、陕西省宝鸡市(弓鱼)国墓地、山西省绛县横水镇倗伯家族墓地、山西省翼城县大河口霸伯家族墓地、山西省黎城县黎国墓地、甘肃灵台白草坡潶伯、奚伯家族墓地、陕西省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陕西省泾阳县高家堡村戈族墓地、天津蓟县刘家坟与张家园墓地、山东济阳县刘台子墓地,等等。在周原一带发现有眉县杨家村单氏家族遗址与墓地、周原庄白史微家族窖藏、岐山周公庙、孔头沟等西周高等级贵族家族聚落遗址与墓地,等等。

  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发端很早。1943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石璋如先生在岐山岐阳堡一带开展考古调查,最早提出这一带就是古公亶父所迁之岐。新中国成立之后,周原遗址的考古逐步走上正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陕西省文管会在周原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同时对发现的铜器窖藏和墓葬进行了清理。这对于了解周原遗址的范围和内涵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西周都城遗址——周原、丰镐与成周,我们所看到的基本是不同的高等级贵族家族遗留下来的遗存,其中,丰镐遗址迄今所见最高等级的遗存是西周贵族家族——井叔家族的墓地;周原的高等级建筑和大量的青铜器窖藏基本也都与不同的高等级贵族家族有关,曾有学者根据周原遗址大型建筑基址的分布特点,结合不同地点、不同家族青铜器的出土情况,提出不同地点的大型建筑可能分属不同姓氏贵族家族的观点,很有道理。同样,洛阳成周遗址考古迄今所见也是不同的周人和殷商遗民的贵族家族墓地,与王密切的文化遗存难见。

  1976年是周原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陕西省文化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西北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等多家单位联合组成了周原考古队,在周原遗址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揭露出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两处大型建筑基址,并对岐山贺家墓地以及扶风云塘制骨作坊进行了发掘,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其中凤雏甲组基址是迄今所见结构最为完整的西周时期四合院式建筑,在该建筑中还出土了1万余片甲骨,其中200余片是刻字甲骨,这也是西周甲骨首次大规模集中发现。

从都城以及各类不同等级聚落特征的差异来看,商文化政治体制显示出明显的征服与控制特征,以王权为中心的集权色彩浓厚,似乎缺乏权力分享与制约,世袭大贵族家族势力不彰,社会中间阶层不突出,财富与权力高度集中于商王家族及其所在的都城——大邑商,神秘淫祀泛滥,大量以人为牺牲或殉葬显示出强烈的人身控制和缺乏人权观念,重神轻人。

  在这一年,还发现了著名的扶风庄白一号铜器窖藏,共出土西周青铜器103件,其中74件带有铭文。而铭文显示,这批铜器分属于微氏家族的数代人,该家族的始祖就是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武王克商之后,微子启臣服于周,其家族成员一部分受封于宋,另一部分则迁居于周原。

西周聚落遗址特征则显示出西周的政治体制不同于商代,社会分层有序,分权明显,世袭的大贵族家族经济、政治力量雄厚,势力强大且广泛存在,王权似乎受到制约,财富和权力集中于王室的现象不明显,王权至高无上地位的特征不彰。

  上述工作让世人第一次窥见周原遗址的丰富文化内涵,第一次让世人真切感受到西周文明的辉煌,也让学术界坚信周原就是西周王朝的发祥地。

这种商周政治体制的差异可能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常常争论不已的“秦制”与“周制”两种不同政治理念与体制的历史根源。

  构建周原遗址的考古文化序列

当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考古工作还不到位,与西周王室有关的重要遗存还没有发现。虽然这种可能性存在,也是西周考古今后的重要工作方向,但从夏商周三代考古的总体发现成果来看,仍可以初步得出这样一种认识:西周时期,王权表现不突出,而享受世卿世禄的贵族家族和封国诸侯的政治、经济地位非常突出,势力强大,在当时的社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显示出西周社会权力与财富共治、分享的特征。

  周是起源于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部落,始祖名弃,其母为有邰氏之女姜原。弃擅长农事,儿时就以种树麻、菽为游戏,长大后更是“相地之宜”而广为稼穑。夏朝时,周人生活在戎狄之间,但公刘继承祖业,“务耕种,行地宜”,大力发展农业,周人力量得到长足的发展,“周道之兴自此始”。到了商代晚期的时候,古公亶父当了周人的首领。他一方面继续发展农业,积蓄力量,另一方面又广修德政,使得四方部落多来归顺,部族的力量得以壮大。这一时期周人仍然和戎狄杂居在豳地(今陕西长武、彬县一带),于是古公亶父率领部族来到岐山下广袤的周原定居,这就是在周人建国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公迁岐”。定居周原之后,周族的力量得到急剧发展,虽然相比强大的商王朝,周还是一个“蕞尔小邦”,但已经开始萌发了“翦商”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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