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畅通无阻和百姓安居乐业,孙可望非常注意修筑道路,“凡街衢桥道,务令修葺端整,令民家家植树于门,冬夏常蔚葱可观”。同时,实行路引制度,防止清方间谍混入云贵。原大西军领导人把治理云南的经验推广到贵州全省,从而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扩大了抗清基地。

其实,严格来讲,南明既然不是清朝,自然算是大明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南明与东晋、南宋相比历时太短,地盘太小,难以相提并论。东晋、南宋都享国百年以上,虽然在军事上不如北方强盛,但在经济和文化上都超过北方,历来被视为中华正统。而相比之下,南明在朝政上几乎没有正式的、稳定的行政体系,在地盘上没有稳住半壁江山,在文化上也没有建树,南明虽然传了四帝,但最长也只有十九年(郑氏在台湾虽然长期使用南明国号,但实际上最不听南明的指挥,也最局促台湾一地,不能视为南明政权的延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明的内斗太厉害,从弘光到永历,从建立之初到灭亡,都继承了晚年党争的恶习,先是阉党与东林之争,后是对归附的起义军的贬低和不信任,政治黑暗,腐败,内讧不息,辜负了大明遗民的期望,所以很多人,包括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也把南明视为清初地方割据的小政权。

与此同时,永历朝廷对如何在贵州设防抵御清军,还是迟迟不决。迟到8月,李定国在贵州西部划分了3个防区,以保卫从贵阳到云南府的北、中、南3条通道。他本人扼守中部据点关索岭,以阻止清军渡过北盘江。1659年1月,清军再次三路挺进:北路吴三桂,得到几个土司的合作,攻入了七星关;多尼攻中路(该军已代替了洛托部),夺下了关索岭,在北盘江的北部渡河;卓布泰则取南路,在南段的罗炎渡过北盘江——三支军队向云南曲靖集中。李定国在这次战役中,虽然拼命作战,挡住了多尼和卓布泰的推进,但处境愈来愈危急。8月7日,清军绕过李定国的军队,越过贵州边界,进入了云南东部,永历朝廷逃离云南府。

这是涉及到一个历史时期的沿续性,南宋时其实是类似三国鼎立的局面,且时间长,以南宋为正统。而南明时间短,清控制了大部分领土,史学界已视当时清为正统,南明已成地方割据政权。

美国史学家司徒琳在《南明史》一书中认为,明朝始终面临着三大难题:废黜丞相制之后的君臣不睦(阉党问题的实质);士大夫之间相互攻讦的党争;文武官僚的不和。此三条绝症同样决定了南明王朝短暂的政治命运。南明一朝贵州有人出人,有地出地:弘光政权的首辅马士英与姻亲杨文骢抵命抗清,永历政权的贵州省成为抗清中枢基地达十年之久。但诸多贵州印记中,依然逃脱不了君臣不睦、士林党争、文武不和的亡明基因。在安龙上演的十八先生之狱,更是其中之悲剧典型。

永历十五年(1661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索求桂王,十二月缅甸国王将桂王交于清军,次年四月桂王与其子等被吴三桂处死于昆明。七月,李定国在勐腊得知桂王死讯,亦忧愤而死

孙可望与李定国交恶之后,孙可望盘踞的贵州同李定国、刘文秀辅佐下在云南的永历朝廷,虽然在名义上都属南明,却已隐成敌国。1657年8月,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8月18日孙可望兵渡盘江,滇中大震。但由于出师无名,又是内战,部下在阵前纷纷倒戈一击,9月下旬兵败如山倒,逃回贵阳只剩随从十五六骑。走投无路之下,孙可望东奔湖南投降清廷。

大清为什么修《明史》?也是为了宣誓明朝的灭亡,因为只有朝代灭亡才修史,宣告明朝灭亡,清朝才是中原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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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六年(1652),南明永历朝廷接受张献忠部将孙可望、李定国联合抗清建议,定都安龙。不久,以大西军余部为主体的南明军对清军展开了全面反击。李定国率军8万东出湖南,取得靖州大捷,收复湖南大部;随后南下广西,取得桂林大捷,击毙清定南王孔有德,收复广西全省;然后又北上湖南取得衡州大捷,击毙清敬谨亲王尼堪,天下震动。同时,刘文秀亦出击四川,取得叙州大捷、停溪大捷,克复川南、川东。孙可望也亲自率军在湖南取得辰州大捷。东南沿海的张煌言、郑成功等的抗清军队也乘机发动攻势,接连取得磁灶大捷、钱山大捷、小盈岭大捷、江东桥大捷、崇武海大捷、海澄大捷的一连串胜利,并接受了永历封号。一时间,永历政权名义控制的区域恢复到了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全部,湖南、四川两省大部,广东、江西、福建、湖北四省一部,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二次抗清斗争的高潮。

孙可望派大将白文选镇守贵州,收编当地的散兵游勇。对永历朝廷滥发的文、武官员劄付全部收缴,裁革了一大批鱼肉人民的冗官。令督学刘鸣凤考试贡生,分别伪滥。同时,致力于恢复农业生产,保护商业流通。孙可望收取遵义、石阡等地以后,“安抚遗黎,大兴屯田,远近多归之”。《爝火录》载:“孙可望在黔,凡官员犯法,重则斩首、剥皮,轻者捆打数十,仍令复任管事。除去革降罚俸等罪,兵民亦如之,无流徒笞杖之法。盖事尚苟简,文案不繁。官绝贪污馈送之弊,民无盗贼攘夺之端。一时反以为便。”

五、永历政权。

马士英在政治上倾向东林—复社,他自己没有很深的门户之见,爬上首席大学士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阮大铖废置多年后,安排适当官职,任才器使,对弘光政权并不会造成多少损害。相形之下,东林骨干的迂腐偏狭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甲申夏初,明朝南方官绅处于国难当头之时,东林—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焦点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存的半壁江山内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清人戴名世对这段历史作了以下论断:“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三、鲁王监国。

原标题:【专题文史】南明悲歌中的贵州印记

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初三建立。由马士英、史可法等奉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年号弘光。在此期间,南京内部曾出现拥潞王(朱常淓)与拥福王之争,最后四镇总兵(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以军阀势力推举福王朱由崧为帝,马士英见风使舵,逼迫史可法等东林党官员同意。四镇及马士英等以拥戴有功,把持朝政,起用阉党余孽,贪赃枉法,与高弘图等东林余党针锋相对。明弘光元年(1645)三月,宁南侯左良玉称奉崇祯太子密诏,入诛奸臣马士英以清君侧,起于武昌,进逼南京。弘光朝廷,急调江北四镇迎击左军,致使面对清军的江淮防线陷入空虚。清军迅速南下,连续破徐州,渡淮河,兵临扬州城下。随后,清军渡长江,克镇江。弘光帝被迫出奔芜湖。五月十五日大臣赵之龙、王锋、钱谦益等献南京城投降;二十二日朱由崧被获,解北京处死。弘光政权覆灭。

对贵州人民来说,他们的境遇并未得到明显改善。一位当时行经贵阳的旅客写下了当时的情形:“塘兵时被虎驮去,岭头坡足骸骨枕藉。商旅绝迹,止见飞骑往来冲突。又见割耳劓鼻之人,更有两手俱去者,犹堪负重行远,惨甚。即有奇山异水,不敢流览。”

之后,刘文秀于四川用兵失利,在保宁战役中被吴三桂击败。而孙可望妒嫉李定国桂林、衡州大捷之大功,逼走李定国,而自己又在宝庆战役中失利。东南沿海的郑成功也在漳州战役中失利。所以明军在四川、湖南、福建三个战场上没能扩大战果,陷入了与清军相持的局面。

南明历经四帝一监国,弘光和隆武政权都坚持了一年,鲁王监国坚持了半年,绍武政权仅仅维持四十一天,最长的政权当属永历,坚持抗清十五年。而这份功绩,与招揽原张献忠余部的大西军为倚傍,深耕滇黔两省为抗清基地密不可分。

人们一般都以李自成破北京,崇祯自尽,算作明亡。实际上,当时江南一带还有很大一块地方是明朝统治,也就是后来的南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若干政权,历经四帝一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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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南明小朝廷何时对南方实现过有效的统治?1644年崇祯自杀,明朝灭亡,不久南京陷落,弘光帝被俘,之后称帝的,跟傀儡有区别?这样你好意思说你是正统?

弘光立国仅一年后,清兵渡江攻陷南京,城破之际,马士英带着贵州兵四百护卫朱由崧的母亲邹太后前往浙江。但因为东林党在江南的影响甚大,弘光帝死后,监国鲁王和福建唐王都拒绝接纳马士英,他投奔长兴伯吴日生军中继续抗清,失败后被清军在太湖擒杀。晚节清白。

但永历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农民军也倍受排挤打击,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了清军以喘息之机。永历三年至四年(1649—1650),何腾蛟、瞿式耜、张同敞等人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牺牲,清军重新占领湖南、广西;其他刚刚收复的失地也相继丢掉了。不久,李过病亡,其子李来亨同其他农民军将领率部脱离南明政府,转移到巴东荆襄地区组成夔东十三家军,独立抗清。这支部队一直坚持到清康熙三年(1664)。

马士英上位后自然对阮大铖怀恩必报,以定策和边才为名竭力推荐阮大铖,阮大铖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不久晋为兵部尚书。马士英固然不是救时之相,但把他列入《明史》奸臣传毫无道理。把他同阮大铖挂在一起称之为“阉祸”更是无中生有。马士英热衷于权势,这在明末官场上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而东林-复社人士抨击马士英最激烈的是他起用阮大铖。马士英起用阮大铖原意只是报知遇之恩,并没有为阉党翻案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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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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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8年1月,掌管西南事务的清朝经略辅臣洪承畴,拿着孙可望献上的“滇黔地图”,联合吴三桂、洛托、卓布泰三路兵马向贵阳集中。

隆武二年(1646)十一月初二,大学士苏观生、隆武辅臣何吾驺等于广州拥立朱聿键之弟朱聿鐭为帝,改元绍武。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清军李成栋部攻入广州,朱聿鐭等皆死。绍武政权仅存4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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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1649年,孙可望派杨畏知前往广东肇庆,同永历朝廷取得了联络,永历帝封孙可望为景国公(两年后追封为秦王),赐名朝宗。1650年春,孙可望派兵重回贵州,把上次攻入该省时未曾遇到的明军轻易击败,并予以收编;并着手在首府贵阳建立第二个大本营,并以此为中心,向南、北、东三方出征。随后是一连五年的攻势作战,迫使清军几乎完全退出西南各省,清朝对湖广西部与广东西部的控制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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