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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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前,当中国改革开放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视察南方诸省市,发表重要谈话,不仅稳定了局势,而且安定了人心。如今,22年过去了,随着时光的推移,人们似乎已经逐渐忘却了谈话的内在价值和历史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和改革开放的深入,邓小平谈话的思想史意义则发挥出潜在的影响,并越发凸显出来。本文结合文本,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对谈话的内涵做一解析,以期丰富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内容。

【编者按】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每二十年一轮大的改革开放,1978年第一轮改革开放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特区、民营企业、要素市场化等,1998年前后第二轮改革开放推动了国企抓大放小、商品房改革、分税制、金融体制改革、加入WTO等,2018年前后第三轮改革开放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三大攻坚战正在进入深水区。

一、 历史背景

四十年来,人间巨变,沧海桑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近9000美元,深刻改变全球政经版图,赢得全世界尊重。抚今追昔,继往开来,最好的纪念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实现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开启新时代、新周期。

无论是文章,还是谈话,要理解其真实含义,首先必须弄清楚它发表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因此,我们必须要把邓小平的谈话放到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中去认知。离开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历史进程,离开是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状态,谈话特有的内涵、价值乃至锋芒都无从得以准确的把握。

纵观全球经济史、大国兴衰史,改革开放并不神秘,也不是搞什么特殊,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握住市场化的大方向,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解放生产力造福人民、最终实现人的解放为根本目的。

应该说,在邓小平发表谈话之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在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关头。在国际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实乃多事之秋,震撼世界的历史巨变接踵而至:“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冷战”终结。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讲话中传递出的精神,像火把一样至今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讲话中提出的问题,时刻提醒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改革仍任重道远。

而在中国国内,众所周知,同样经历着巨大的政治动荡,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局。执政党和人民荣辱与共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怀疑,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否如常继续,是否需要改弦易辙?另一方面,始终信奉斗争哲学、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情有独衷的反改革势力重新聚合,重弹历史陈调,企图完全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进而否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事实上,不可忽视,直到邓小平在南方诸省市发表谈话以后,北方的重要城市仍持反对的立场,甚至欺世惑众,拒绝传达谈话,依旧我行我素,坚持“反对和平演变”,企图回归“以阶级斗争为纲”。

以下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全文:

因此,在这重大巨变之时,遇险不惧、遇惊不乱,能够保持着清醒和理性,这是历史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思想挑战,历史也呼唤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把握方向、启蒙民众。

1984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参见《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江泽民文选》,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8页),邓小平不负党心民望,适时地发出了自己的深邃见解。他的谈话确立了基本的基调,这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理性地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理直气壮地反“左”。他甚至做出十分肯定的判断——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必将是“死路一条”。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二、 思想内涵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从整个谈话内容来看,邓小平所着力强调的正是时人最感困惑的诸问题。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是会重蹈资本主义覆辙?是否仍然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如何认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把握传统的反倾向斗争?如何反对“和平演变”?等等。

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象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邓小平在谈话中逐一回答了上述问题。他的谈话,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最能展示其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第一,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这是谈话开宗明义的问题。针对时人的怀疑情绪,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参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

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那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就在于它以生产力发展理论为基础。与过去孤立地看待通过革命实现生产关系变革不同,邓小平更为关注生产力自身的发展,以及改革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联系。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的生产力发展理论,合乎逻辑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造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这里还应指出,从思想史的视角看,邓小平对生产力发展理论的思考是一个过程,也是他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理路。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他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相反,“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第二, 社会主义的本质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在22年前,如何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这是已经在人们心目中形成定势和规范的问题。按照既定的思维范式,人们很难自觉厘清问题的真正本质,理性看待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大变化,进而建立科学的认知标准。而这些问题在思想上不能解决,就无法从根本上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我注意到,邓小平非常巧妙地尝试从人的思维模式入手分析问题,力图使人们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一方面,他要求并鼓励人们摆脱思想束缚,养成“冒险精神”,即要具备“闯的精神”和“‘冒’的精神”,敢于走出新路,干出新的事业。另一方面,他明确指出人们存在的思想误区,说明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给人指示了方向。我始终认为,邓小平的下一段分析是其整个“南方视察谈话”的核心内容,对中华民族最富有思想解放意义。但是,人们一直没有能予以全解。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具体解析深圳特区的经验,毫不留情地批评那些怀疑“利用外资”的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在他看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预言,“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邓小平的这段论述,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引起了强烈反响。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在其所著《邓小平传》中专门引述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看法,并认为这段话和对“左”的危害的认知是邓小平思想的精华所在,将永载史册。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第三, “左”的历史与现实危害性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确如理查德?伊文思先生所识,邓小平“在思想上有重大突破的话”,“即使胡耀邦这个当年最激进的改革者听了也会大吃一惊”(《邓小平传》,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319页)。在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之后,邓小平就当时中共党内的思想状态,发表了针锋相对的看法,直指问题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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