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对山西大同的北魏时期墓地出土人骨的族属成分,张振标等认为,大同北魏居民颅骨特征的种族类型与华北地区以北的古代或近代的居民关系最为密切,是以蒙古人种特征的东北亚类型为主体,但带有欧洲人种特征的乌孙人类型的种族特征,明显有别于汉族的颅骨特征,是鲜卑人。另一种观点是韩巍提出的,认为大同北魏居民的主体种族成分为古中原类型,故可以推测其族属来源应以汉族为主,但在其体质特征的形成过程中或许也受到过鲜卑人的影响。

 

总结以上对鲜卑人群的形态学的种族类型分析结果,无论是拓跋鲜卑还是慕容鲜卑(辽宁朝阳、吉林大安渔场),其形态特征都更近似于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同时会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东亚类型特征。这是因为在鲜卑人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人群,也包括东亚类型人群(主要是汉族)发生混杂和有基因交流。

       
在讨论拓跋起源时,时间的界定很重要,即早期拓跋的祖先和北魏时的拓跋鲜卑祖先应是不同的。如果完工组是早期拓跋祖先,可知拓跋是东北的原著民,即属于北极蒙古人种。而扎赉诺尔B组中的北极蒙古人种因素,证明匈奴与拓跋的融合;而杨志军先生等对平洋墓葬族属的鉴定为东胡(杨志军等
1989)。学界普遍认为东胡是东部鲜卑的祖先,而平洋组与完工组特征接近,因此完工组有可能不是拓跋祖先。那么拓跋鲜卑是否为匈奴别部?或者与东部鲜卑同族源?且由于后代将古文献中有关“鲜卑”的史实想当然地套给拓跋,造成一定错误认知。那么考古学上讲的鲜卑区分为拓跋和东部是否真实存在?

1,元祜墓人骨材料鉴定

       基于民族和人种概念的区别(朱泓
1998),同样的人种可以分裂为不同的民族,创造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而同一个民族或者呈现一致性的考古学文化,可能由多个种族构成或者创造。檀石槐联盟的建立使北方少数民族产生“鲜卑”民族认同感,纷纷“自号鲜卑”。随后拓跋鲜卑的壮大又使其文化因素渗透到达各个民族的遗存,同时会有不同的民族融入拓跋鲜卑。所以,单一的按照考古学文化或者人种学来划分民族或者人种,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于锡伯族的来源,上述DNA分析支持其族源是古代的鲜卑人,符合《锡伯族源新考》中所说,是当时未南下的鲜卑的后裔。

   
人种学对鲜卑的研究主要通过对比、强调与其他种族的差异,很少深入探讨鲜卑各部族的不同。拓跋鲜卑的人种学研究主要见于朱泓先生、潘其风先生和韩康信先生等对完工、平洋、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三道湾墓地的人种探索。通过对几个墓地头骨标本的观察、测量以及和近代、古代人种组的比较,认为完工墓地头骨呈现的中等偏长且较为高狭的颅型以及较窄的鼻型与北极蒙古人种相似,而阔面、中鼻等特征象征北亚和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潘其风、韩康信
1982)。平洋墓葬人骨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与东北亚、北亚人种接近,第二组与东亚和东北亚接近。全组特征近似完工组(潘其风
1990)。扎赉诺尔分为A、B两组,A组低而阔的颅型、扁平的面部呈现强烈的北亚蒙古人种特征;B组中等颅高、较阔颅型,较扁平面型和略窄鼻型呈现北亚和北极蒙古混血特征(朱泓
1989)。南杨家营子有低而阔的颅型、面部扁平度大,中面型和中眶型。与前者不同,南杨家营子低颅型出现率高,头高小,颧骨窄,面部更加扁平(潘其风、韩康信
1982)。

扎赉诺尔墓地出土的人骨按照头骨形态差异被分为两组,A组以低阔颅形和宽而扁平的面部为特征而与西伯利亚蒙古人种最接近。B组较A组颅增高,鼻子较狭窄,与西伯利亚蒙古人种和北极蒙古人种都接近而疏远于东亚和南亚类型。南杨家营子的人骨据分析与西伯利亚蒙古人种最接近,但其较窄的颧宽可能与东亚或北极蒙古人种有关。三道湾的人骨种系特征属于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类型,与近代蒙古族接近,其中有些狭面高颅个体可能与东亚类型有关。东大井组最接近北亚蒙古人种,但在个别体质特征上与东亚类型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百灵庙汉魏时期鲜卑居民与代表北亚类型的蒙古组和布里亚特组人群在颅骨的形态特征上最接近,而与东亚类型的华北组比较疏远。七郎山人骨接近西伯利亚蒙古人种。辽宁朝阳魏晋人骨与北亚蒙古人种最接近,与近代蒙古组关系密切。吉林大安渔场的一例男性头骨在形态特征上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存在较多的一致性,个别项目上也与东亚类似。叭沟墓地鲜卑人群在形态特征上与北亚类型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但在个别特征上又表现出与东亚类型的接近。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与元祜线粒体DNA的单倍型有共享序列的人群包括中国的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土家族,俄罗斯的高加索人、雅库特人、尤卡吉尔人,蒙古的蒙古族,以及巴基斯坦人,图瓦人,亚洲人群,西南美洲与中美洲。在共享序列中,除一例分布于美洲外,其余均分布于亚洲,特别是北亚地区,结合单倍型类群的归属,推测元祜个体应该属于北亚人群。

     
四座墓地中完工墓地时间最早,属于“古东北类型”,是东北原著民,其次是与之相似的平洋墓葬。朱泓先生认为完工组是拓跋鲜卑祖先类型(朱泓
1994)。平洋文化被认为是拓跋鲜卑及其先世的遗存(杨志军
1990)。而平洋组与完工组应来源同一祖先类型(朱泓
1994)。稍晚的扎赉诺尔A组强烈呈现外贝加尔(北)匈奴组特征,B组也有其混血成分,说明此时期拓跋与匈奴的融合。A组是融合中以匈奴遗传为主的混血后代,可能就是檀石槐联盟建立后,“自号鲜卑”的北匈奴,B组中匈奴与鲜卑血统各占一半。这与史料中记载拓跋南下匈奴故地和“匈奴及北单于逃遁后,余种十万余落,……皆自号鲜卑兵。”(《魏书》)相符,因而东汉末至北魏拓跋鲜卑的形成与匈奴有很大的渊源。更晚的南杨家营子墓地,与完工墓地差距很大,与扎赉诺尔、北匈奴组关系密切。另见有面型较窄体现东亚人种特征的个体。对于三道湾的研究,其基本种系也为北亚蒙古人种,少数受东亚蒙古人种影响,与扎赉诺尔A组最为接近。以上表明这个时期有新人种的混入,如古华北类型(朱泓
1992)。我认为综上人种学的分析,体现了拓跋两次南迁途中与当地人的融合状况。

测试样品取自元祜的一颗臼齿和一段肢骨,对此做了线粒体DNA(mtDNA)高可变I区(HVR-I)序列分析和编码区的扩增产物长度多态性(APLP)分析。

    
东部鲜卑源出东胡。公元前206年匈奴冒顿单于击破东胡,东胡余部退保乌桓山和鲜卑山,各自以山为号,鲜卑“语言习俗与乌桓同”(《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汉武帝时鲜卑部落南下驻扎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公元85年,鲜卑联合丁零、南匈奴和西域各国进攻北匈奴,占领内蒙古草原北部的许多地区,草原上匈奴余部都投向鲜卑,鲜卑在此基础上建立以檀石槐为首的军事大联盟,东汉末年联盟瓦解,东部鲜卑南迁。魏晋时东部鲜卑分裂为慕容部、段部和宇文部。拓跋鲜卑最早见于内蒙古草原东北角额尔古纳河的东南部。匈奴南迁西徙,拓跋南下,驻扎在内蒙古草原西北部,后进入檀石槐联盟。联盟破裂后继续南下进入匈奴故地。北魏建国后,拓跋自谓鲜卑。

鲜卑大体可分为北部鲜卑(以拓跋部为主要代表)和东部鲜卑(包括慕容鲜卑)。从上述鲜卑的发展历史看,鲜卑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种族,而是一个多民族的混血“混合体”。

      
综上可知东部鲜卑和东汉末魏晋初年的拓跋鲜卑均以北亚蒙古人种为主要特征,而东部鲜卑呈现的东亚蒙古人种因素比拓跋鲜卑略多;拓跋鲜卑与北匈奴呈现较大一致性。

赵欣曾利用古DNA研究方法探讨了鲜卑人群的流向(图2)。从图中看,从上到下分为四支,依次是欧罗巴人、中亚人群、东亚人群和北亚人群,东大井东汉拓跋鲜卑人群和七郎山魏晋鲜卑人群均位于北亚人群的分支上,且位于邻接树的一支上不可分开。与他们距离最近的还有锡伯族、鄂伦春族。匈奴人群与他们相距也较近,但存在一定距离。应该说,从系统发育树中我们可以看出,东汉至魏晋时期的鲜卑人群存在最近的母系遗传关系,而且与锡伯族也有很近的遗传关系,其次是鄂伦春族,而与匈奴人群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于长春也指出,拓跋鲜卑典型的基因特征来自东北亚人群,并表现出与鄂伦春族、外蒙古人以及鄂温克族比较接近的基因上的亲缘关系。

鲜卑是北方地区重要的一支古代少数民族,活跃于两汉魏晋至北朝时期。考古学根据历史文献和文化遗存,一般将鲜卑分为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

因为头骨破损无法测量,所以我们无法从头骨的测量数据来分析元祜的种族类型,不过古DNA的测试弥补了这一缺憾。

   
  对于东部鲜卑的人种学研究主要有喇嘛洞、吉林大安渔场和朝阳魏晋墓葬等的研究。其中喇嘛洞与东亚蒙古人种最为接近,也具有一定的北亚蒙古人种特征,与山嘴子组(契丹)最为相似(陈山
2002)。吉林大安渔场的头骨为阔颅,面部中等偏阔且扁平,鼻部中等偏阔。其与北亚人种最为接近,与东亚有一定联系;与朝阳组、三道湾和扎赉诺尔A组相近(朱泓
2003)。而朝阳地区人骨以北亚蒙古人种为基本种系成分,受到东亚影响,例如某些较窄的面部。与扎赉诺尔B组和山嘴子组最为接近(朱泓
1996)。东部鲜卑的遗址发现较少,人骨不足,研究留有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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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东胡的人种研究还要继续。新近对林西井沟子的研究出现一些有关东胡的新线索,内有详细的人骨测量,应该可以找到拓跋和东部鲜卑“同源”或者“异源”的证据。另外还有辽代契丹与东部鲜卑的渊源,也希望可以通过数据得到证明。

从表1的对比看出,单倍型类群C在鲜卑人群、匈奴人群和现代锡伯族人群中都有一定的分布,尤其在拓跋鲜卑人群中的分布频率最高,达到30%以上。另外,元祜个体的线粒体DNA的HVR-I序列16129-16223-16298-16327,在匈奴人群和锡伯族中都有与之相同的个体,在东大井和七郎山拓跋鲜卑人群也找到与之只相差一个位点的个体,而且16223(C→T)、16298(T→C)和16327(C→T)在鲜卑和匈奴都有,是古代西伯利亚(北亚)人群中常见的突变位点。这个DNA结果显示,元祜更可能为蒙古人种的北亚类群。

       
汉晋鲜卑的人种学研究应该抛开考古学文化对于研究者的束缚,不要先入为主地按照考古学文化区分的族属来进行测量。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一般使用数据的平均值进行对比,更注重观察数据所显示的鲜卑特征的统一性。我认为应深究个体数据之间的差异性。具体是将汉晋各部鲜卑,也就是各个地点的人骨重新进行形态学和统计学的分析。根据分析后的结果,观察鲜卑可分为几个部,各部的数据特点为何。了解内部的差异性后,再将各部数据分别与匈奴、东胡等其他人种进行对比,找出亲疏关系。最后再和考古学文化联系,进行族属研究。如上可以找出鲜卑到底有几个不同的部族,每个部族与哪些民族相似,结合考古学文化,探究真正的鲜卑是哪些,因“民族认同”加入的别部是哪些。

图片 1

    
两者的考古遗存差距也很大。汉晋东部鲜卑遗存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通辽市(原哲里木盟)和辽西朝阳地区,典型墓葬有六家子、舍根、北玛尼吐、新胜屯、辽宁北票房身村、义县保安寺、吉林大安渔场和后宝石等。拓跋鲜卑遗存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地区,较典型的墓葬有扎赉诺尔、拉布达林、七卡、伊和乌拉、伊敏河等。东部鲜卑的文化面貌以多数长方形土坑墓和少量的石棺墓为主,殉牲、动物牌饰不发达,骨制品和桦皮制品少见。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盛行侈口舌状壶、截颈壶、大口鼓腹罐、大口直腹罐。器物流行舌状唇,平底或者平底内凹。戳刺纹和其他类型纹饰发达。拓跋鲜卑流行前高后低、前宽后窄的梯形墓葬和木棺,多木制或者桦皮制葬具。桦皮制品发达,殉牲普遍。陶器以大口鼓腹罐、大口直腹罐、圈足罐、双耳罐为主。多卷沿圆唇。口沿部施有锯齿纹、戳刺纹、堆纹。器物常见环耳圈足。动物纹饰牌、骨角制品发达。

虽然鲜卑族不断的南迁、汉化并最终融入到汉族主体中,但是在遗传学上并未显示出拓跋鲜卑人群与现代汉族较近的关系,主要是因为汉民族主体庞大,来源复杂,鲜卑人群的混入并没有对汉民族产生较大影响。

     
陈靓等对东大井东汉时期拓跋鲜卑人骨的研究和张全超等对叭沟村鲜卑人骨的研究,都得出以北亚人种特征为主,与东亚人种有些许联系的结论。在与古人种的比较中,东大井与外贝加尔(北)匈奴族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次为朝阳组(东部鲜卑)、扎赉诺尔A组(陈靓
2003);叭沟村与扎赉诺尔A组最为接近,其次为南杨家营子(张全超
2005)。张振标对北魏大同鲜卑墓的研究提出其以东北亚蒙古人种为主,同时杂入带有欧洲人种特征的乌孙人种特征(张振标
1995)。这三个墓葬的研究体现了东汉末至北魏拓跋鲜卑人种的混杂。

图片 2

   
考古学主要讨论拓跋鲜卑的族源。有人认为其与东部鲜卑一致源出东胡,有人认为其另有渊源(郑君雷
1997)。文献中称拓跋鲜卑为“索头”“魏虏”“索头虏”“魏虏”“拓跋”等,并没有与“鲜卑”合称。《南齐书·魏虏传》记载拓跋迁入代郡后自称“鲜卑”。另有“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宋书·索虏传》),“魏虏,匈奴种也”(《南齐书·魏虏传》)。认为拓跋本是匈奴族的一支。 

根据史料记载,拓跋鲜卑进行了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南迁。第一次南迁大约在东汉初年,拓跋鲜卑离开大鲜卑山南迁至大泽(呼伦湖),第一次与匈奴发生民族融合。到了东汉晚期,拓跋鲜卑完成了由呼伦湖至匈奴故地(河套及大青山一带)的第二次南迁。拓跋鲜卑在两次南迁过程中与匈奴发生基因交流应该是不可避免的。DNA的分析结果显示,拓跋鲜卑和匈奴的遗传距离比较近,二者在系统发育树(图2)也都表现了很近的聚类分布,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应该不远。

测试结果显示,元祜个体归属于单倍型类群C。单倍型类群C在距今6万年前已经出现在亚洲地区,主要分布于东北亚,包括西伯利亚地区,以及美洲土著居民中。它的地理分布主要是从中亚到俄罗斯东北部堪察加半岛和日本岛的广大区域内,其分布频率在西伯利亚人群中最高,在南亚人群中极低。在台湾的汉族人中偶尔有发现,可能归于近期的迁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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