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是私立学校,师资和经费不能和清华、北大比肩,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建立大而全的学科,“避虚就实”、“避文就工”成为务实的发展策略。

“在美国混上二三年、三四年,得到一个什么EE、MA、D等”;回国“作一个大学教员,不管他是真正博士也好,骗来的博士也好,‘草包’博士也好,上班捧着他自外国带来的notes一念”;“一班听讲的学生,也傻呆呆的不管生熟软硬就记下来,好预备将来再念给别人”;“英文好一点的教员,就大唬特唬,一若真是学贯中西一般”;“这些教员所讲的,内容多是些美国政治、美国经济、美国商业、美国……”;学生“毕业后也到美国去,混个什么M、什么D,回来依样葫芦,再唬后来的学生”;“后来的学生再出洋,按方配药。这样循环下去,传之无穷,是一种高一级的轮回。”

1926年秋,南开成立“社会视察委员会”,开辟第二课堂,对学生进行实践教育。开展社会调查的主体有三个,分别是大学部、高中部、初中部,侧重不同。“大学部由各科教授领导学生调查各问题,具体方案由调查委员会决定;高中部注重调查各种社会制度及机关(比如法院、商行、工厂等);初中部则重在视察自然界现象。”(王木春《张伯苓:教育“在于造成完全人格”》)

对于中国固有文化,张伯苓希望:“摘其适合于现代潮流者,阐扬而光大之,奉为国魂,并推而广之,以求贡献于全世界。”(张伯苓《以教育之力量,使中国现代化》)

摘要:南开的课程追求实用和应用,追求服务社会,解决中国本土的问题。

1928年2月,张伯苓主持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确定以“土货化”为南开发展的根本方针,“当努力以‘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为鹄的”。不再机械模仿、盲目照搬欧美教育,提出“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要办“土货的南开”。确定三项标准以求实效:“(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待解决者;(三)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

张伯苓的“土货化”教育思想,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学为实用。用如今的流行话语形象描述,就是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用导向,南开在教学中从四个方面着手实业化。

──定位土货化,认识中国、熟悉中国、服务中国。

对南开的“货”,他很有信心:“塘沽永利(注:指永利制碱公司)、久大(注:指久大盐业公司)已经承认我们的货了”;“我们南开工厂造人才,本地销路不少,别处多销也好。”在一次开学典礼上,他说:新来的学生很多,为什么来?不是要点什么嘛?要什么?要职业,南开“货”,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就业了。(李冬君《张伯苓是怎样办南开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开大学校园。图片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20世纪30年代初,南开大学相继成立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经济学院,均着眼于服务国计民生。南开在中国大学中较早设立这些应用研究部门,“以大自然为教室,以全社会为教本,利用活的材料,来充实学生之知识,扩大学生的眼界”(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为推动天津经济发展和振兴民族工业发挥了显著作用。

对于欧美制度,他认为不必全部“拿来”,而是有鉴别的“拿来”。“我们取法的,只是他们科学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的使用,而不是由科学方法和民治精神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说,欧美的方法尽管可学,欧美的制度则不必样样搬来。”

张伯苓在《今后南开的新使命》中说:“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一方面要使人民具有组织的能力、合作的精神,一方面要使人民有政治常识,了然于世界大势,对于各种关系本国切身利害问题,尤当实地研究。”

原标题:哪所中国高校以“土货”自居、为荣?

其四,培养人才实用。

张伯苓是行伍出身,他的教育理念没有多少深奥晦涩,反而简洁实用,对南开影响至深至远。简而言之,就是“四化”:定位土货化,教学实业化,学生自主化,经费社会化。

应用化学研究所与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公司等建立联系,实行合作互助,提供技术支持,“以我之学识,易彼之经验”,走在中国高校“产学研”一体化实践的前列。例如与永利制碱公司合作,开“校企合作”之先河;辅助天津爱国实业家赵雁秋创办利中制酸厂,打破日企对华北市场的垄断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是全美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课程最全的教育学院,中国教育界大腕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杨荫榆、陈鹤琴、罗家伦等皆为其校友。1917年秋,张伯苓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大学教育一年。

南开又相继成立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天津研究会、科学研究会、数学研究会、科学研究会、讲演、新剧、体育、敬业乐群会等团体组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闻名全国的“一会两所”:东北研究会(前文已述)、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

作者犀利地质疑这不是学问,也不是救国。“学问吗?什么叫做学问?救国吗?就是这样便称救国吗?”

何廉教授带领南开经济研究所编纂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最早系统规范经济学领域中的术语,为教育部的国立编译局“制定中国经济学正式标准化术语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薛进文、侯自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对外发布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上海外汇指数等,迅速成为南开独具特色的品牌研究。“南开指数”享誉海内外,成为后来者研究民国经济活动的权威史料。

(2018年7月7日23:13一稿,7月31日02:23修订,【山水微言·215】。本文为《“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史评之七》连载第11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原标题:张伯苓的南开:学科实用、课程实用、调查实用、人才实用

《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出台,标志着南开由“西洋化”向“土货化”转型,标志着张伯苓“土货化”教育思想的形成(薛进文、侯自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标志着张伯苓决心探索一条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南开道路。蒋廷黻后来回忆,张伯苓“所采用的教育原理和方法,虽然以现代眼光看是不够的,但当时却是可以为中国社会接受的”。

新葡萄京娱乐场网址,新中国成立后,由化学家、南开大学时任校长杨石先领衔的应用化学研究成绩斐然,在很长一个时期,南开大学发明的农药几乎占中国农药品种的1/2以上(张宝敏《近代教育家的光辉典范──张伯苓》)。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南开大学,首先参观有机农药“敌百虫”车间和“马拉硫磷”车间,详细询问工艺流程及生产情况,又参观“离子交换树脂”车间和“硝酸钍”车间。

什么叫做“土货化”?南开大学募款委员会计划书中对此有精辟的诠释:“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之土货化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教学实业化,学科实用、课程实用、调查实用、人才实用。

1919年,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激荡思想之际,张伯苓创建南开大学。此时中国大学仅有6所,其他5所分别是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厦门大学(1911年成立的清华学堂,1925年设大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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