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个日共党员眼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从山庄的电视上看到尼克松访问中国后,突然意识到使用暴力显然是落后于时代的行为。
——坂口弘 一、引言:“文革”对日本的意义
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始,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由于信息还未遭到完全封锁,所以在日本,人们也可以获得相关的消息。但是由于形势复杂,充满了许多难以预知的谜题,因此在同时代日本人的眼中,“文革”可以说是一件闻所未闻的大事件。这一时期,文学工作者、艺术家们被当作反右派斗争的批判对象受到打压,而能够获得公演机会或出版许可的,则仅仅限定于那些具有革命性质的样板戏或文学作品。对于新的创作而言,这段时期则完全充满空白。对于积极促进中日恢复邦交的各界友人和评论家而言,中日双方之间直接往来的机会急剧减少,中国方面的对日工作组也成为了被批斗的对象,失去了工作舞台,一度造成只有周恩来一人负责外交事务的“停业”状态。新中国成立以来,曾一度成为日本评论界主要论题的“日中复交论”,也陷入了无事可论的失控状态。
日本每日新闻社于1966年10月刊载独家报道:“大宅考察组的中共报告——‘中国文化大革命’全记录”(马场公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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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对于日本评论界而言,“文化大革命”也标志着另外一次“中国论”盛行时期的到来,引发了日本评论界的一场大讨论。评论家们基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评论界的气象为之一新。日本的评论界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以怎样的脉络展开的?具体由哪些人、对于哪些问题,以及如何报道的?为什么“文革”会对日本的评论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日本的评论界对于“文革”的哪些内容反应特别敏感?日本的“‘文革’论”是如何分类的?其内容与杂志的性质、评论家的个人经历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文革”对于日本的战后思想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波及到日本之后,为什么在中国的论点与在日本的论点之间会有偏差出现?发生在中国的“文革”运动与受到“文革”影响后发生在日本的反体制运动之间为什么会有时差出现?以上的种种都是本论文试图探讨和解答的问题。
“文革”结束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于1976年10月被依法逮捕和审判,主谋者被判刑。在1981年6月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文革”被定性为“长期极左的重大错误”而受到完全否定。日本的评论界也接受了中国方面对“文革”的这一定性。之前对“文革”持支持、赞美态度的日本评论家也因为犯了错误,或遭到批判,或不得不保持沉默。因此,我们研究“文革”,就更非出于后世的评价或后发的智慧,而应该以同时代的资料、同时代的言论为依据去还原历史的真相。因此,本论文的定位,并非是作为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日本战后思想史、社会运动史的重要课题,通过对当时综合性杂志上刊登的评论文章的分析,具体论证“文革”对日本的冲击和影响。
二、“文革”的要因论
1966年美军发动的轰炸北越的军事行动激化了越南战争,而中国业已成功地试爆了核武器,因此这一年一般被称作“中美对决之年”。在这样的情势下,由于《日美安保条约》的存在,日本也就不可避免地被牵扯进来,被迫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同时,知识分子要求尽快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中国把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作为主要敌人,于1964年1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提出了意在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的“两个中间地带论”,但是所依赖的“第一地带”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却并不支持中国的呼吁,反而有逆中国而动的举动。
日本的“文革”大戏就是在如何回避“中美对决”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课题背景下拉开序幕的。最初,在1965年9月的《潮》上刊登了题为《如何回避美中战争》的特辑文章。武者小路公秀的《应对美中对决之策》(《潮》1965年11月),《封锁中国的“国家观念”》(《朝日通讯》1966年3月13日),若泉敬的《中国的核武器与日本的安全保障》(《中央公论》1966年2月),铃木显介、泉鸿之、中岛宏、齐田一路、林雄一郎的《中国参战的条件》(《中央公论》1966年3月),入江昭的《美中对决和变化的可能性》(《中央公论》1966年4月),杉江弘的《美国的中国观和对中政策——复苏和新的展开》(《世界》1966年5月),林三郎的《海洋国家日本的亚洲政策》(《自由》1966年10月)等文章,都是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围绕越南战争和核武器的变化探讨美国对中政策(加强封锁或寻求和解),论述美中日三国关系的未来走势,为日本政府的对中政策提出建议。
与上述文章的论调不同,加藤周一在《关于现代中国的简单疑问》(《展望》1966年2月)一文中指出“虽然并没有史实依据能够证明中国政府是主张扩张主义和好战的,但是美国却以此为前提提出封锁中国等各项政策”,对美国的战略意图提出疑问。另外,还有今日出海、大森实所写的《对谈——中国和北越的决心》(《潮》1965年12月),曾到中国考察的今日出海和到北越进行实地采访过的大森实,认为轰炸北越其实是美国封锁中国战略的一环,批评美国对亚洲缺乏必要的了解,呼吁美国反省和从越南战争中自制。
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的观点出发,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确定对中政策的方向性,一直是右派性质的杂志经常采用的立场。特别是在“文革”初期的《自由》、《中央公论》上,该倾向表现得更加明显。1966年3月的《自由》上刊登了题为《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特辑文章;1月的《中央公论》上刊登了题为《对现代中国的彻底解析》的特辑文章;此外,1966年8月在左派性质的《现代之眼》上也刊登了题为《中国的威胁何在》的特辑文章。
现在,在日本通行的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论述中,一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直线展开的过程中,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内伴随着路线对立而发生的权力斗争中发生的,即从内因论的观点来解释“文革”。①但是,综观同时代的论坛性杂志的论调,我们可以发现“文革”发生的主要原因,与内部因素相比,更在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等外部因素,即外因论的观点似乎更有说服力。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国际情势对于中国而言是何等的严峻。“文革”内因论,可以说是围绕着“文革”本身的意义,按照中国的公式化语言进行的再解释,是在稍微经过历史沉淀之后重新构造起来的历史化的产物。
三、学术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最初只是学术文艺界开展的针对吴晗、田汉等人的批判运动,或者说是一场源于教育改革的文化革命,是从局部地区开始的。但不久之后,“文革”就发展为以红卫兵为主要力量的带有破坏性的暴力运动,从而展开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段历史。
日本人最初对“文革”的敏感反应,莫过于获悉郭沫若先生在1966年4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将我的政治、历史、文学的著作全部烧掉”的自我批判的消息了。郭沫若先生曾在日本留学,在日本有很多知己好友,是日本文化代表团访中时见到的最高地位的人物,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统帅人物。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竹内实先生在《郭沫若的自我批判与文化革命》(《朝日通讯》1966年5月22日)一文中表示“虽然难以揣测郭沫若此举的真意,但是明显可以看出文化革命的大潮变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同时对于与传统思想进行严格切割的红线到底延伸至何处以及由此造成的阻碍创造性的危害而颇感不安”。同样,另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村松瑛在《整风运动与中国文化》(《中央公论》1966年7月号)一文中指出“中国近代文学从起源到与马克思主义相遇,始终离不开政治”,他认为中国文学从属于政治,又认为从“红楼梦问题”、“胡适思想批判”、“胡风批判”、“丁玲批判”等事件中可以看出领导层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接着,他又提出警告:“中苏对立给文艺带来了僵硬的教条主义,从批判《海瑞罢官》到郭沫若的自我批判,表现出了与以往的整风运动完全不同的气氛来,会给传统文化和文学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中国的整风运动还波及到党的首脑层。中岛岭雄在《毛泽东体制的动摇——从彭真失势说起》(《朝日报道》1966年6月19日)一文中明确指出,“党内可能存在着权力斗争,在党的最高层领导人(政治局级)之间,在外交、军事、经济政策上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认为“权力完全集中于极权的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明显家长化、官僚化的现在,围绕着政策的争论很容易发展为潜在的权力斗争”。
竹内实在《毛泽东思想学习运动的分析》(《中央公论》1966年8月号)一文中指出,“过于强调‘政治至上’,反而带来了僵硬的精神至上主义,会导致民众对知识分子不信任感的增强,而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则完全被忽视”。竹内实站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表达了对当前现状的担忧。
在中国发生的对自由、民主的打压,始于文艺界内开展的限制、肃清作家自由创作权的运动。在文学敏感性极强的日本文学家、文学研究家当中,亦有人如同金丝雀对有毒气体具有敏感性感知一样,敏锐地意识到了“文革”的异常性与危险性。
四、走上街头的红卫兵
在日本,“文化革命”被改称为“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8月18日中国的红卫兵大喊着“打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走上街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革”的百万人集会开始的。日本的评论界亦因“‘文革’论”的兴起而变得充满活力。同中国一样,“文革”在日本也被认为是一场“触动人类灵魂的大革命”(中国《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社论语)。
红卫兵出现之后,在1966年11月日本发行的刊物中共有3种综合性杂志都刊登了特辑文章。除了耗费近250页特殊纸张(该书总共344页)的《世界》杂志上刊登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日中问题》之外,还有《中央公论》上刊登的《如何理解急剧变动的中国》、《现代之眼》上刊登的《沸腾的七亿人》等文章。在当年12月的《潮》上也刊登了题为《红卫兵之暴风雨——整风运动与革命青少年》的特辑文章。
在日本刊物《世界》上较有影响力的论题,主要包括人民解放军与党的关系(吉田实)、中国的对外认识(太田胜洪)、经济体制改革(小岛丽逸)、学术文艺论争(竹田正彦)、科学技术改革(山田庆儿)、社会变动(J·缪达尔)、红卫兵运动与权力路线斗争的关系(松野谷夫)、对于打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列化的中苏对立被“文革”扩大化问题的考虑(斋藤孝)、反西洋帝国主义(入江昭)等。这些论题基本上包括了今天我们对“文革”进行再考察时所涉及到的有关“文革”发生原因的诸多问题。通过阅读刊登在该特辑卷首的由安藤彦太郎、古在由重、野原四郎、野村浩一等参与讨论的《何谓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会发现其讨论虽然未必精炼,但是各人的主张之间存在着距离,似乎对于新生的共产主义革命所持有的共通感和生疏感的分歧之处,各位评论家早已看透。小岛丽逸的“自立经济论”(《“自立性民族经济”的建设》),着眼于以农业的人民公社化和工业的国有化为支柱的自力更生型的经济体系,从实证的角度对一反西洋式的土法式经济体系进行了高度评价。1967年9月的《世界》上刊登了山田庆儿的《公社国家的成立——造反有理(1)》,山田庆儿曾到中国访问,实地考察了农村、工厂和革命委员会的公社,指出“中国正一步步变成一个巨大的公社组织。明显地,中国迈出了‘消灭国家组织’的第一步。新的‘国家’是非国家的国家,应该称作公社国家”。基于新的共同体原理确立了国家典范,他又提出了“公社国家论”,同时也首次提出了“中国的公社型革命论”、“自力更生型建设论”等论点。
日本的《中央公论》在卷首部分刊登了在香港举行的日本评论人同西方记者关于“毛泽东的指导性与中国的未来”的座谈会内容。参加者主要有《远东经济评论》的总编德勒克·德比思、马克·盖因、东京银行香港分行行长石井康夫和卫藤沈吉(时留学香港)。盖因、德比思都认为“红卫兵的出现实际上是在党内的权力空间出现动摇的毛泽东所进行的一场政治动员”。德比思从知识分子成为批斗对象的背景出发,指出“以往的斗争方向主要在农村,现在则是将斗争的方向转移到修正主义分子集中的城市”。后来,在由安藤彦太郎、村松瑛、竹内实参加的探讨“‘文化大革命’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生的”座谈会上,村松瑛和竹内实所持的“破坏论”与安藤彦太郎所持的“建设论”截然对立。竹内实担心政治运动会造成对知识分子的冲击,而村松瑛则将其视作毛泽东、林彪路线的反攻策略。但在“红卫兵运动是复杂的、危险的集群运动”这一认识上,两人的观点是一致的。而安藤彦太郎对于中国现状的变动则始终持辩护的态度。
日本的《现代之眼》则是基于国内外的要因背景,从中国革命的阶段论出发,通过探讨红卫兵运动发生的背景来选择刊登特辑文章的。藏居良造、山田礼三、宇佐美滋、村上薰就“共同讨论——中国将走向何处”这一主题纷纷发表评论意见。在国际孤立的背景下,为何在中国国内会发生肃清运动呢?是因为“权力斗争”(宇佐美滋),还是因为“革命路线的差异”(藏居良造),还是“为参加越南战争而进行的体制整合”(山田礼三),或是“为克服国内经济困难而刻意将毛泽东神化”(村上薰)?各位评论家从各种角度展开讨论。中岛岭雄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一文中指出:“红卫兵运动是有别于以往动员群众力量的暴力革命,军队在支持党的主流力量的同时,造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断加深”,在毛泽东理论的有效性逐渐退步的另一面,“极恣意、极主观的教条被绝对化之后,就萌生了从不过是旧社会的各种遗留势力中寻找阶级敌人、要将阶级斗争进行一百年、二百年的命题来”。
日本《中央公论》1967年3月紧急增刊重点讨论“中国将变得如何?”(马场公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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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斋藤龙凤所写的《奔跑!红卫兵》一文。斋藤龙凤,作为电影评论家而广为人知,后来有当过武斗派毛泽东主义者这样特殊的经历。他非常赞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认为红卫兵的放纵行为正是日本的左翼势力所缺失的发动“变革的初衷”,“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十分有必要具有容忍轻微放纵或过激行为的胸襟”。综观其后日本发生的变革运动,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文章过分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行动主义,可以说其一方面打开了容忍暴力革命的大门,另一方面也成为了激化反日共的新左翼派学生运动家走武斗路线的导火索。
由红卫兵这样的城市学生们所上演的过激的造反闹剧,使得一直以来牢固的农民革命的形象大为改变,为关注中国问题专家以外的人提供了积极关注现实中国的广阔视野。特别是当时的左翼势力以外的学生运动家们,在寻求走武斗路线的同时,使运动本身也由充满活力转变为充满杀气。“文革”这场戏剧的序幕,发展到这里很快就要进入高潮了。
五、登陆日本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3月,以宫本显治为团长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在北京起草共同声明草案。原本要在上海与毛泽东会见后达成最终协商,但是在围绕着毛泽东要求加入批评苏联修正主义的内容这一问题上双方之间存在着争议,最终没能达成共识。由此,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开始破裂,众多的日本共产党员以及支持日本共产党的与中国有关的日本学术团体、友好团体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也相继出现问题。
1966年10月被日共除名的西泽隆二、军事评论家林克也、日中友好协会大阪府联合会的大塚三章三人发起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并发行刊物《毛泽东思想研究》。大塚三章于同年12月与另两人决裂,另外发起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会,在宝塚市创办了毛泽东思想学院。还有山口县革命委员会的左派力量于1966年9月公然表明支持中国批判日本共产党的态度,并相继出版了《长周新闻》②、《人民之友》、《革命战士》等机关报刊。另外,地方剧团“羽车座”还通过演剧的方式进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活动。
1966年10月,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与中日友好协会的廖承志会长在北京签署了共同声明。回国后,日本共产党方面的协会会员以声明中有攻击日共的内容为由拒绝承认该声明,因此支持共同声明的一派则宣布全体脱离该协会,并于同年10月26日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正统)。
学术界的分裂则始于亚非研究所。1966年12月9日,13名反对日本共产党的所员宣布退出研究所,紧接着,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也发生了问题。③1966年12月27日的理事会上,平野义太郎理事长辞职,原东亚研究所上海事务所所长伊藤武雄就任新的理事长(《中国研究月报》227号,1967年1月)。第二年2月10日,临时所员总会召开,平野义太郎、米泽秀夫、尾崎庄太郎等决定“对于妨害日中友好的研究现代中国的9名所员进行除名处理”(《中国研究月报》228号,1967年2月)。另外,在与中国研究所关系密切的现代中国学会的关东部大会上做出了于7月2日召开“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的决定,但是日本共产党却积极努力取消该研讨会的召开。④
1967年2月28日,居住在东京善邻学生会馆的15名华侨学生出现在一层的日中友好协会本部,抗议协会的事务员撕毁贴在正门大厅的一张海报。双方发生冲突后,各自的支持者先后赶到。学生们在协会本部前面设置路障,限制仍在本部内的60多人的行动自由。3月2日,双方从小规模冲突发展为群殴,造成流血事件,最后警视厅机动队也介入了。6日,在由支持中国学生的正统本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共同主办的真相报告会上,东京廖承志办事处的孙平化首席代表强烈批评日本共产党的做法。中国的《人民日报》也于11日发表了“抗议日共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华暴行”的评论。
随着日共与中共关系的继续恶化,中国方面支持反日共的亲中派团体,因此不仅是反日共的团体,就连中国政府也成为了日共批判的对象。双方的矛盾从相互批判逐渐升级为相互谩骂。日本的亲中派不断表达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的忠诚和友好,对此,日共则批判其为“毛泽东的盲从分子”。总之,围绕着人们对于“文革”的不同心态,恐怖感和困惑感同在,暴力性得到张扬,冲动引导行动,最终造成一种近乎多重歇斯底里的混乱状态。
六、“文革”论的种类
日本各大论坛性杂志的立场,基本可以归结为对“这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惊涛骇浪般的群体闹剧究竟该如何收场”这个问题的讨论上来。“文革”,其发展趋势越是呈之字形,越是显得离奇古怪,如同谜中谜、局中局一样令人难以捉摸。日本的“‘文革’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对“文革”持批判态度和持支持态度。
持批判态度的“‘文革’论”,从国际观点来看是地政学的现实政治论,从国内观点来看则是权力政治、权力斗争的论断。中岛岭雄在《毛泽东离开北京的真相——从剧烈变动的中国归来》(《中央公论》1967年3月)中将以前的研究成果与“中国观”同中国的现实社会相对照,记录了自己1966年11月9日~1967年1月9日于中国各地的旅行观察。其主要内容是详细地再现了1965年后党内的几次激烈的政策讨论发展为围绕党的权力的领导权斗争、政治斗争,最终引发“文革”发生的政治过程。
卫藤沈吉、冈部达味的《中国革命的稳步与急进》(《中央公论》1967年7月)一文,基于“从建国到‘文革’在革命领导者之间,由于稳步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右派)和急进派(毛泽东、林彪等左派)在政策上的差异而造成的曲折发展”的观点,将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之后采取的冒进政策看作“文革”的起源。从作者所持的长期视野来看,该文章颇有说服力,是批判“文革”的文章中具有代表性水准的论文。
石川忠雄、细谷千博的《美中使命感的冲突时代》(《自由》1967年1月)一文,同许多国际政治学者一样,试图从权力政治的观点来冷静观察中国。在美苏冲突逐渐趋缓的冷战结构变化的过程中,不结盟运动国家间的同盟关系松动、瓦解,中国因为拥有核武器而大大提升了国际威信,国际政治的焦点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了亚洲,半殖民地的新兴民族主义相互影响。在越南战争的前景问题(究竟会限于局部战争还是发展为大规模战争)备受关注的背景下,作为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对抗,中国所面临的急需加强国内团结的外部压力无疑与“文革”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猪木正道的《中苏对比》(《文艺春秋》1967年1月)一文,从比较共产主义的视角,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进行比较分析。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看作是发生在落后国家的革命,在学习苏联的同时,将“文革”看作是自下而上开展的以对党内反对派进行思想改造为目标的思想运动,从而造成中国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极端化的程度。同时,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未像苏联那样急速,因此与苏联迅速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相比,中国实现摆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无疑需要更长的时间。
下面要谈到的批判论,是从反共的立场上展开的“批判中国论”。拓殖大学校长矢部贞治曾两次访问过台湾,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是一个具有非常鲜明的亲台湾当局、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场的人物。草野文男、佐藤慎一郎、小竹文夫等中国问题学者被聘为拓大的教师。因此,在附属于该大学的海外事情研究所的机关杂志《海外事情》上集中刊登了大量批判“文革”的论稿。“文革”,被视为是由毛泽东一派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镇压运动,是一场从实权派手中夺回权力的斗争,是试图用非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海外事情》的多数撰稿人,在战争期间都曾到过中国,因此非常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具有丰富的中国史知识,对于中国民众多怀有亲密感,但是出于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对于中国共产党(更为直接地针对毛泽东个人)进行极为尖锐批评的研究者较多。另外,在文学领域,“文革”被视为封杀文艺创作活动的运动。1967年2月28日,由战后派作家川端康成、石川淳、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等发表了抗议“文革”的宣言。
日本《现代之眼》杂志1971年9月对中国革命的相关报道(马场公彦 提供)
另一方面,支持“文革”的一派的文章,则主要集中于由松野谷夫、白石凡、野上正、新井宝雄等大型中央新闻社的中国采访记者为中心所撰写的报道,以及岩村三千夫、菅沼正久、新岛淳良等中国研究所出身的学者的分析文章。但是,他们的大部分文章,或者只是机械报道中国造反派的口号、意识形态,或者根据情况增加篇幅予以强调,很少有提出独立见解的文章。
1964年4月,基于松村谦三和廖承志备忘录,在双方签订日中记者交换协定之后,日中双方各向对方派遣了8名报纸、电台、电视记者。他们除了在报纸、电视上发表文章之外,也向本文中提到的论坛性杂志投稿,但是其内容大多缺乏深度和信息价值。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战争时期曾在东亚同文书院学习过,或是外语大学毕业的学生,因此他们的汉语水平很高。但是组建记者俱乐部的要求没能获得当局的同意,采访许可申请也往往得不到批准,因此他们无法参加记者会,更无法见到要人。记者团在访中旅行团以外的旅行许可很难获得批准,就连前往允许旅行的地方进行采访也受到限制,因此很难同普通中国人进行接触,还会受到当局的监视,结果他们获得新闻资源的方式就只能是奔走于街头抄录墙上的海报。最初,有关海报的新闻报道还受过当局的鼓励,但是军队介入运动之后,批判刘少奇主席的运动达到了高潮,对于海报内容的传抄行为就受到了严格限制。而且,如果发表了对中国当局不利的文章,撰文记者就会遭到驱逐、遣返。因此,朝日新闻相继遭到了日本新闻界内外的批评——“向没有采访和言论自由的国家派遣特派记者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朝日新闻的广冈和男社长,自1970年3月20日开始,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周游中国各地,甚至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在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在其他报纸和海外媒体纷纷报道林彪事件的同时,只有朝日新闻持续刊登否认林彪失势的文章。⑤
除了新闻界的“文革”支持派以外,对“文革”持明显礼赞态度的还有先前提到的小岛丽逸、山田庆儿等公社革命论的倡导者们。新岛淳良在《报告:新公社国家的成立》(朝日通讯,1968年9月29日)中,通过他在1968年8月长达三周的访中考察,观察废除官僚体制、无产阶级专政等实际情况,得出社会的公社化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结论。新岛淳良在1969年8月12日到9月2日间实现了他的第五次访问中国。这时,红卫兵已经不是“文革”的主力,工人阶级重新成为了运动的主体,因此他在报告中完全没有提到任何有关红卫兵的事情。就连此前自己提出的“公社国家论”,也因地方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影响而改名为“劳动者国家”。⑥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1968年1月的《思想》上刊登的题为《对现代中国的视点》的特辑文章。刊登该特辑的目的在于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等各角度来论证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文章对于毛泽东思想,并非作为中国本土的思想,而是作为世界革命的指导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着眼于中国农村变革的实际情况进行考察,将其作为毛泽东思想对现实社会的实际可能性的佐证。可以说其中隐含了从理论的角度对毛泽东思想重新认识的意图。
作家兼中国文学研究者的高桥和巳,认为“文革”并非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是单纯的“由政治精英发动的文化镇压”,而是“大众的崛起”,是作为一国的发展趋势、作为社会主义存在方式的趋势、作为探索人类可能性的实践而发生的。他一方面承认“文革”中存在着权力抗争,同时也认为对于阶级对立的问题必须要进行清算。造反运动打破了由少数知识分子支配的体制,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将劳动与知识一体化的实践。⑦为了亲身感受正在进行中的“文革”,高桥和巳于1967年4月11日开始的两周内,以朝日通讯特派记者的身份到中国进行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访问。他积极同工厂的工人以及中学的红卫兵进行交流,并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了报告文章《新的长城》。同时,他也表明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担心,比如造成工人以及党组织的混乱、对传统教育的破坏,以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等问题。但是对于高桥和巳而言,“文革”并非单纯的权力斗争,也并非单纯的思想整风运动,更非单纯的学生的正义运动,而是确确实实以革命为目标的运动,是“处于政治顶点的人物与一般大众之间通过奇妙的合作而进行的前人未曾尝试的第二次革命”。
竹内好自1950年以后经常发表介绍或评论中国事情的文章,对日本的论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关于“文革”,竹内好则始终持不可知论的立场。竹内好从1963年开始感觉到,“到了此时,逐渐认识到言论的空洞和自己的无能为力,笔头也变得沉重起来,恢复国交的希望业已放弃大半了”。⑧其后,其执笔的主要内容也就由时事评论转移到历史评论了。在既没有面对侵略战争历史责任的压力,也没有正式国交关系的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利用战前既成的框架来报道“文革”的动向,因此他感受到日本人“精神的怠惰”,对于没能利用好历史上失败教训的事实而感到失望。他之所以拒绝对“文革”进行评论,并非因为对于“文革”这个对象无法获得正确的认识,而是因为他感觉到了日本论坛缺乏中国近代历史上从对中日战争的历史反省中寻找“文革”意义的这种内在的契机。⑨
七、与“文革”同步的学生运动
1969年3月2日到15日,在乌苏里江珍宝岛(黑瞎子岛)的边境上,中苏两国军队间爆发了武力冲突,两国在中苏的西部边境集结了多达150万的兵力。在陷入紧张状态的中苏关系从对立升级到边境冲突的时候,1969年4月1日到24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暂时搁置党内斗争。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同年6月《世界》上刊登的特辑文章《九大之后的中国》,明确地将“文革”定性为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的权力斗争、路线斗争,同时展望了权力斗争的趋势,明确表达了理解和支持中国现状和发展方向的倾向。毛泽东本身反对上海公社的自治组织化,人民解放军介入后希望治安能够立刻恢复,革命的主体由武装造反派变成了工人阶级。红卫兵走上街头两年后,1968年8月18日中国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到了“红卫兵运动的先导作用已经结束,红卫兵应该走与工人、农民、解放军相结合的道路”的指示,暗示红卫兵已经不是“文革”的主力部队。其结果是,日本甚嚣尘上的“‘文革’论”迅速平静了下来,而论坛上有关“文革”的消极性报道和评论则逐渐增多。
在中国由红卫兵发起的集体武斗逐渐停止,但是在日本,1968年以日大、东大为代表,在全国各大学以“全学共斗会议(全共斗)”为中心的学生运动却发展为武斗,且武斗之火愈演愈烈。东京大学的正门上悬挂着“造反有理”、“帝大解体”的标语,京大也悬挂出了同样的标语,神田变成了名为“神田学生区”的解放区。铺路的石子变成了对抗中投掷的武器,在关键地区还设置了路障。
在《文化革命与人民革命》(《现代之眼》1969年4月)一文中,武藤一羊和新岛淳良就日本的学生运动与中国的“文革”在多大程度上相关的问题相互交换了意见。新岛淳良从“文革”发生的初期开始曾先后五次访中,主张从中国革命的内发性机会的观点来追寻“文革”的发生过程;武藤一羊则关注以越南反战运动为中心的世界性学生运动同时兴起的契机。新岛淳良希望将“文化大革命”的公社精神移入日本,在日本发起文化革命。在考察“文革”与日本学生运动的相互关联时,从论坛上出现的频率及影响力来看,新岛淳良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人物。当时新岛淳良设想的具体斗争就是“全共斗”领导的悬挂“帝大解体”等标语的学园纷争,但是后来该斗争课题逐渐变成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废除出入国管理法案,反对歧视在日朝鲜人、中国人等问题上。其后,新岛淳良将毛泽东提出的公社的建立寄希望于山岸会,并捐出全部个人财产,发起了山岸主义幸福学园运动,但是六年后他就退出了该运动。后来,新岛淳良在《阿Q的乌托邦——某公社的日历》中回顾了自己的过去,并进行了自我批判,认为当初从毛泽东思想的公社理论中寻找乌托邦的认识是错误的。⑩他在中国亲眼目睹了红卫兵在街头进行的造反运动,当时虽然已经意识到了看上去是乌托邦的社会背后实际隐藏着阴暗面,但是对此他却一味回避,并在日本大力鼓吹“文革”的积极意义,对此,新岛淳良深感内疚。在《我的毛泽东》一书中,他回顾了崇拜毛泽东的自己后半生的思想和行为。(11)该书是新岛淳良对自己被公社论的乌托邦理想和非乌托邦的现实不断折磨的一生所作的自我告白,给人一种忏悔过去的印象。(12)
与新岛淳良一样,同时期值得关注的评论者,还有东大、日大斗争连带行动委员会的早大学生津村乔。在《世界学生力量与红卫兵运动》(《中国研究月报》254号,1969年4月)中,津村乔表达了对公社论的共鸣感。他将“文革”视为城市的造反运动,试图将“五月革命”、巴黎公社运动中的学生运动模式与红卫兵运动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语录的象征作用结合在一起。他在一年后所写的《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日常性与革命》(《中国研究月报》264号,1970年2月)中,提出了在“东大事件”和学生运动热情骤然冷却的情况下如何更紧密地与大众结合的问题。他通过研究初期毛泽东的著作(《体育的研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和行动,尝试从中导出对日本的战后思想和社会运动的有益启示。在学生运动退潮之后,津村乔开始着眼于农本主义,发起了“兴办农塾”运动,并投身于反对公共危害的环保运动中。(13)
另一方面,受到红卫兵运动的影响,日益放纵化、暴力化的日本学生运动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批评和反对。在1970年反对《日美安保条约》修订运动发生之时,拓殖大学校长矢部贞治亲自对教职员和学生提出忠告,呼吁谨慎参加游行活动,并禁止以大学的名义发表各种声明。(14)
八、从“文革”到亚洲革命
点燃日本学生运动导火线的“文革”之火种,以1969年1月19日“东大安田讲堂落城”事件为标志,逐渐被大众文化、大众消费社会所覆盖,在学生之中的影响力也迅速减弱下去。可是,火种并非完全熄灭。学园之火,以更为过激、尖锐的方式点燃了其他火种。1970年阻止《日美安保条约》改定的斗争,逐渐演变成了包括新左翼各派群体参与的据点型的武装斗争。该斗争,从投掷石块和使用棍棒为中心的学园冲突开始,逐渐升级到如赤军派等以世界革命为目标、以军事理论为核心的组织性运动。
《现代之眼》上接连刊登了关于亚洲革命的特辑文章,如1970年7月的《亚洲安保体制与变革的条件》、10月的《亚洲共同体的视点》。在7月的特辑文章中,武藤一羊、井汲多可史的《亚洲革命的视点》一文受到特别的关注。井汲多可史以当时在亚洲发生的反革命的反扑为背景,将其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战后史结构的再编过程的继续,认为“亚洲作为一个经济圈在被卷入世界帝国主义支配网中时,发挥中心作用的责任主体就是日本的帝国主义”。武藤一羊指出为了打破美帝国主义,“我们将冲绳作为接合处,在冲绳、日本本土、朝鲜这样的三角之中寻找东北亚革命的突破之处。由此,所谓的维持日帝国内统治稳定的防波堤与在东北亚开辟的防波堤,可以从内到外进行突破。”武藤一羊以当时的返还冲绳斗争为背景,将打破冷战格局造成的东亚的分裂局面纳入观察的视野。这与今天的要求美军返还冲绳基地的斗争以及南北朝鲜的和平统一构想等问题都是相关的。10月的特辑文章的主旨在于,通过对亚洲革命,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传统的、内在的理解,寻找摆脱西方(包括日本)侵略、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内在机遇,可以说这是与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盛行的内发性发展论、内发性近代化论相一致的论调。
在1970年安保斗争发生之时,新左翼的劳动者、学生将20世纪70年代阶级斗争的课题放在如何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亚洲的反革命进行对决的问题上,将当前的目标定为阻止出入国管理法案在国会的通过。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担当这次斗争的主体的,是以更加战斗的姿态展开斗争的,由在日中国青年人于1969年3月组成的华侨青年斗争委员会(华青斗)。
《在日中国青年刘道昌君》(《朝日通讯》,1971年1月22日)一文中提到的刘道昌,1950年生于福建省,1964年3月为了与离散多年的父亲团聚,同母亲、妹妹一起经由香港来到日本。他住进了善邻学生会馆,并在东京华侨总会工作。1967年3月2日,在善邻会馆的斗争中,他战斗在最前线,在与全身武装了的共产党员的冲突中负伤。在担任大地报社(华侨总会系新闻社)记者的时候,他曾经为是要回到共产主义中国还是要留在日本而彷徨不定。但是随后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台湾人陈玉玺遭到强制遣返,以非法居留为由遭到大阪入国管理事务所收押的朝鲜人金贤成自焚身亡,台湾的华侨青年李智成为抗议出入国管理法案、外国人学校法案而服毒自杀等事件后,他最终选择了在日本通过斗争来变革现实的道路。
另外,关于华侨青年的服毒自杀事件,曾有一篇由一个署名为欧明的人所写的《“年轻华侨青年之死”——某反论》(《情况》1969年8月)的文章。他声称自己曾为“左派华侨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其自杀意在揭露华侨界内部的腐败问题,指出“在日华侨是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造成的”,“同社会主义中国幻想之间的距离,必然分裂其两面性”,“就连毛泽东思想也不过是以‘华侨拟制’的共同幻想为媒介的”。
1970年7月7日,值卢沟桥事件33周年之际,标榜维系同亚洲人民友谊的新左翼各派,决定召开群众集会活动,以确认日本对亚洲的民族责任。集会会场设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全共斗”和反战系的各党派都来参加集会活动。但是华侨青年斗争委员会(华青斗)中以核心派为首的委员们,对新左翼团体在解决民族歧视问题的配合上表明了不信任的态度,并宣布同其决裂。(15)
第二代华侨青年的斗争目标,逐渐变成为希望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台湾出身的在日中国留学生刘彩品争取获得在留资格的斗争,变成反对依据公务员国籍条例解雇在日中国人保育士徐翠珍,并要求恢复其工作的斗争。(16)另外,“华青斗”在斗争中,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与阶级斗争相比,更加倾向于针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特别是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号召力量予以继承。(17)《朝日通讯》中也明显有包括入管斗争(为抗议日本当时的出入国管理法案而进行的抗争)在内的批判日本对亚洲再侵略的评论文章。
那么,在中国系华侨社会内部,对于1969年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华青斗”是如何看待的呢?查找同时代的资料,通过解读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京华侨总会每月发行两次的《华侨报》的相关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华侨总会将“华青斗”视为华侨社会的“破坏分子”而予以严厉谴责,华侨社会内部也出现伴有暴力的激烈的斗争。1967年2月的善邻会馆事件以后,仍有“华青斗”的成员居住在宿舍里,与同宿舍的其他人之间的矛盾在不断加深。今天,在华侨社会的历史书上,关于“华青斗”的活动,并没有正式的记录。(18)
“文革”之火,从学生运动到工人阶级,从“全共斗”到新左翼各派,从学园纷争到个别斗争的阵地战,其火种不断转移,斗争的形式也逐渐激进化,规模则逐渐缩小、分散。此时,推动日本“文化大革命”的主体,从范围广泛的“全共斗”的学生,变换为身在异乡日本、为反对民族歧视、争取权利而持续斗争的在日中国人、朝鲜人以及支持他们的新左翼各党派的日本人。同时,对于解决民族歧视问题的积极配合,也为斗争从学生运动、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运动向亚洲革命转变提供了机会。不久,在日中国人、朝鲜人,以世代间斗争的形式展开了围绕民族主体意识的身份政治斗争。另一方面,新左翼对日本侵略亚洲的再批判运动也突然演变为武力斗争。
1968年的学生运动、学园纷争,是世界上同时多发的学生运动的一部分。运动本身确实是同时发生并逐渐扩大的,这一事实也是众所公认的。同时,学生运动还具有如下的共同点,即是以无组织的激进青年为中心、以向上代人申诉异议为内容而展开的“世代间的斗争”。但是,运动的焦点也并非全都一样。特别是,同样作为战败国,虽然也背负着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但是同时期在德国发生的学生运动,则多是针对过去父辈未能直接面对净化自我民族的过去而发表异议,他们开展的“世代间的斗争”,因为出于克服过去的目的,因而带有告发上一辈纳粹主义的特点。与此相对,日本的学生运动,基本没有针对自国的战争责任和加害事实的重新审视,而是从微不足道的反对学费上涨的斗争发展为抽象的反美、反安保的斗争,虽然充满了斗争的激情,但是斗争的目标却十分暧昧。日本的学生运动,从获得批判日本战争责任、批判日本对亚洲的经济侵略、支持亚洲革命等目标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受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影响,将毛泽东思想的反帝国主义的世界性革命理论,作为斗争的指导理论予以接受;同时,对国内的在日朝鲜人、中国人所受到的民族歧视之现实的关注,又为日本的运动带来了反体制运动的现实感觉。
九、“文革”在日本的结束
1971年9月13日,中国领导层的二号人物、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在反革命政变失败后乘机出逃,在蒙古国坠机身亡。这一事件,对于日本的“文革”支持派和“文革”批判派而言,可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特别是对于大力倡导“文革”支持论的评论家而言,其震惊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当局实行彻底的信息管制政策,事后也没有迅速地报道此事,日本的国民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通过查阅当时的《读卖新闻》可知,同年10月1日的报纸上有“前日塔斯社的报道中有‘蒙古腹地中国飞机神秘坠落”的报道之外,只有11月13日晚报上提到了“此前塔斯通信社报道了‘林彪副主席的退休说’”的消息。而报道林彪死讯的文章则出现在第二年,也就是1972年7月28日晚报上的《林彪之死,毛主席确认?——所乘飞机在外蒙坠落》。对于九·一三事件进行明确报道的则是第二天的《确认林彪之死为事实的“9月异变”》。
在1969年4月的九大上被确认为毛泽东正式接班人的林彪,曾一度鼓吹毛泽东思想,策划暗杀毛泽东之阴谋败露后,乘机出逃,后坠机身亡。可以说,林彪事件是一件举世震惊的、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件。但是,自事件发生后,在1972年的日本论坛上,基本没有出现对此事件进行专门讨论的文章,就连一般性的评论文章也很难看到。完全弄清真相确实需要约一年的时间,但是联想到此前日本评论界对于“文革”的关注热情之高,对比之下,当时的近乎毫无反应的做法也着实让人颇感意外。当时,由于中日尚未正式建交,日本获得有关中国的信息本来就少得可怜。在大部分情报皆为宣传性质的内容的情况下,主张支持中国现状和发展方向的做法,其实是某种投机的行为。“文革”的支持者们,也并未屈服于中国内部发生的激烈的路线对立,对于过激的武力斗争表示赞赏的态度,甚至在日本也亲自参加了容忍暴力行为的斗争。但是,到林彪事件发生为止,“文革”的支持者们已经无法理解“文革”的真正意义,手中已经失去了用于投机的“王牌”,狼狈之下早已失去了斗争的欲望,投机中国革命的热情也急速冷却。这大概就是当时的现实吧。
另一方面,日本武斗派的新左翼势力,特别是吸收了毛泽东思想集团的ML派的武装集团“人民革命军”于1970年8月组成了“中京安保共斗”(革命左派),后来与以关西系为主体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激进派于9月组建的“赤军派”合并,于1971年7月15日组成统一赤军(联合赤军)。(19)1972年2月,联合赤军的五位成员在浅间山庄挟持人质,据守山庄与警察进行枪战,后全部被捕。不久,联合赤军的私刑事件遭到曝光,因私刑而牺牲者多达14人,此事令日本举国震惊。担任联合赤军最高领导的永田洋子,先是从支持日共的ML派加入到神奈川的左派,后成为了“京滨安保共斗”的领导者。(20)1966年10月,她获悉《毛泽东思想研究》创刊号出版,此后开始对毛泽东思想产生兴趣。在参与赤军派的共斗斗争中,她自己也不遗余力地向同派的战友们介绍武装起义、军队建设、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内容。(21)1972年2月,她与森恒夫一起在妙义山据点附近被逮捕,后被判处死刑。
同样革命左派出身并担任联合赤军领导人的坂口弘,是永田的前夫,在浅间山庄一役中坚守到最后一刻,遭逮捕后被判处死刑。他通过阅读《伟大之路》认识了朱德将军,从而对中国产生了兴趣,随后加入了神奈川左派,并积极从事日中友好活动。1972年2月28日夜,在浅间山庄,坚守阵地的坂口等人通过山庄的电视看到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北京机场与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总理紧紧握手的情景。后来,坂口在回顾这一事情时,谈到“那可以说是彻底颠覆了我们武装路线的惊天大事。可是,我们还未成熟的头脑对于这样的背景可以说是毫无理解能力的。只是傻傻地看着电视上尼克松访中的情景。”(22)
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人物就是赤军派出身的森恒夫。森恒夫是永田的第二任丈夫,后来同永田一起遭到逮捕。1973年1月1日,他在东京拘留所自杀。森恒夫特别拥护中国革命和毛泽东,认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解放区建设,有异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对于毛泽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来建立和巩固党和军队的基础的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因此,他尝试将以毛泽东指导的建党、建军、游击战思想为媒介的人民革命战争作为赤军派军队组织的指导思想。从1971年开始,他领导赤军不断抢夺武器,将使用枪炮开展歼灭战作为战术问题纳入行动视野,以此实现“具有明确目的意识的革命战士的共产主义化和党化”的目的,提倡“枪的物神化”理论。(23)
受到森恒夫的“枪人结合的共产主义论”的刺激,革命左派为了开展游击战争,决定前往中国。在革命左派内部举办的探讨是否应该前往中国的讨论会上,永田指出前往中国是为了解决游击战争的根据地问题。(24)讨论的最终结果是以应该在日本进行斗争为理由,赤军派前往中国的决定遭到反对,一致决定遵从坂口弘提出的充分利用山野的主张,将山野与城市结合起来展开活动,从而解决根据地问题。此后,各地开始建设山岳基地,使用抢夺来的枪支展开共同的军事训练。但是此后围绕着“统一领导权”的问题,联合赤军内部又接连发生了对同志动用私刑的惨剧。(25)
当然,赤军派的行为自然会受到来自各方势力的批判。一个最为典型的批判就是“对于联合赤军的学生行动,无论怎么憎恨也不为过,但是他们只是被所谓的革命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所操纵的人偶而已”(《自由》1972年5月,卷首语)。联合赤军被视作“变成暴徒的毛泽东主义者”。日本共产党很早就将反日共、亲中派的活动家们称作“毛泽东盲从集团”,这次借联合赤军私刑事件,大力进行反毛泽东的宣传活动。自1968年“文革”派反日共分子发起的批判日本共产党的活动之后,《前卫》上很少刊登与中国相关的批判文章,不仅如此,日本共产党主流派的活动也受到阻挠,甚至被中国方面称作“宫本修正主义集团”,而在1972年5月的《前卫》上则同时刊登了八篇批判中国的文章。
学园纷争的热情迅速冷却下来之后,1970年的安保斗争也在不知不觉间为大众消费社会所遗忘,习惯于批判社会体制的知识分子的声音渐渐不能传到大众的耳边,论坛性杂志也逐渐丧失了以往的影响力。针对中日关系或围绕中美日国际关系的相关文章却如洪水泛滥一般骤然增多了起来;而探寻中国本身的内在伦理,或是通过寻找日本的变革主体来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逐渐变得少了起来。那些中国问题专家以外的学者或政界、财界的主要人物,也从“中国论”的舞台上退下来,而形势分析专家,也就是所谓的中国观察员逐渐占据了评论员队伍的大半席位。由观察家、旁观者所撰写的“中国论”文章,并非是将自己的思想信条进行赌博的投机行为,而是围绕着事实认定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展开的。
在林彪事件和联合赤军私刑事件发生之后,作为世界革命思想和运动组织理论的毛泽东思想之火在日本逐渐熄灭,中国革命对于日本的创造性意义也就不可逆转地消失了。中国革命史并非学习,而是研究的对象,毛泽东的著作也不是作为变革的理论,而是作为中国史的旁证史料被人们所阅读。在恢复邦交之后,中日相互之间的交流得以实现,中日之间逐渐建立起对等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对日本而言,曾经作为内在的、创造的理解对象的“内在的中国”正逐渐远去,变成了作为观察对象的“外在的中国”了。
十、结语:“文革”时期“中国论”的特质
从“文革”发端的1965年到日中恢复邦交的1972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日本。以综合杂志的有关中国报道为素材,我们可以从日本论坛的“中国论”的变迁过程来探讨“文革”对日本的影响和冲击,并从中总结出日本论坛的“‘文革’论”的特质来。
首先,相关文章的数量非常多。特别是在红卫兵登场的1966年夏之后,“‘文革’论”大幅增多。
其次,参与讨论“文革”的评论家非常多。这一时期“‘文革’论”的撰稿人集团,从其出身、履历来看,可以分为如下几类:一、常驻中国采访的特派员;二、以现状分析为中心、展开中国论的原日本共产党系的研究者;三、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四、在各大学的社会科学系学科,从属于亚洲经济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机构的,相当于第二类研究者的下一代的现代中国评论家;五、对中国抱有对侵略战争赎罪意识、一贯强烈主张恢复日中邦交的人;六、新左翼活动家、理论家。从日本的论坛来看,以林彪事件为标志,第二类研究者中支持“文革”的中国研究专家逐渐退出舞台;以联合赤军事件为标志,第六类的新左翼活动家开始退出,第三类的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开始潜心研究古典文献;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标志,第五类中部分人的投稿数量逐渐减少。这样,此后关于中国的报道,继续由第一类中的撰稿人担当,“中国论”的多数评论家则由第四类中的一群人以中国观察家的身份担当。
第三,从中可见日本对中国做出了超乎寻常的反应。这一时期正是中日国交断绝的时期,日中两国间的信息交流渠道、沟通渠道十分有限,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信息交流是单线与单方面的。日本对于中国的许多问题往往对其做过度解读,因过分期待获得对方的认可从而不断向对方表示过分的忠诚和善意。但正如事实上造成了误解加深一样,一些浮华不实的“中国论”也明显多了起来。
第四,1966年3月“文革”初期,由于同中国共产党的分裂,“中国论”的评论家心中被刻上了深深的决定性的伤痕。这使得日本论坛内部“中国论”的对立关系更加过激化,不仅在运动的主体上,在研究组织内部也酿成了分裂,从而引起了伴随暴力斗争的不可修复的激烈的对立。
第五,随着红卫兵的出现,“文革”也大大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传统印象。此前的农民革命为主体的形象变换为由年轻人充当主角的城市革命的清新的形象,为日本的学生运动带来了一缕新风。作为运动进而获得新解释的毛泽东思想,也为新左翼学生运动起到了同步和促进的作用;同时,日本的评论家们也获得了“中国型公社论”和“自立经济论”等独特的观点,这为后来的“共同体论”、“内发性发展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以批判红卫兵和九·一三事件为契机,在中国国内,“文革”逐渐趋于平静。在日本,由于新左翼运动的自我破坏,日本的“文革”运动也急速降温,支持“文革”的评论者们开始保持沉默。现在,在日本曾经发生的热烈讨论“文革”的内情还是不为人所知。在日本“‘文革’论”兴起的过程中,在评论界产生的分裂还未得到修复,日本论坛所承受的伤痛还有待时间的愈合。对于不了解彼时代事情的一辈人来说,甚至连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场讨论的机会都没有。“文革”,在中国和日本,都还未成为历史。我们在研究“‘文革’论”的深度和广度时,要不仅仅将其作为一个时期研究中国的成果总结来认识,还要将其置于战后日本精神史的高度进行认识。对于将“中国论”从封闭的专家、研究者们的专有事物重新定义为公众公论的一个议题、重新定位为大众知识分子的思想课题而言,这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注释:
①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日]小岛晋治、丸山松幸:《中国近现代史》,日本:岩波书店1986年版。
②《长周新闻》的发行者、编辑人为福田正义,是以山口县委员会左派为中心发型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众报纸。
③中国研究所是1946年1月成立的独立的民间研究所。战时作为亚洲调查研究机构的满铁调查部和东亚研究所战后被关闭,不久由一批出身于东大新人会的成员、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支那问题研究会成员以及参加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战前社会运动或共产主义运动,战后成为日本共产党支持力量的成员,集中在一起组建了该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为原东亚研究所的平野义太郎。
④日中友好协会:《中国文化大革命与日中团体分裂的真相——谁是两国人民友好的妨害者》,日本: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本部1966年版。
⑤朝日新闻百年史编修委员会:《朝日新闻社史
昭和战后篇》,日本:朝日新闻社1994年版,第367~369、472~478页。
⑥新岛淳良:《变身为工人阶级国家的中国——对官僚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克服》,载《朝日通讯》1969年10月12日。
⑦[日]高桥和巳:《知识分子与民众》,载崛田善卫(编):《讲座中国IV今后的中国》,日本:筑摩书房1967年版,第61、68~72页。
⑧参见《竹内好评论集》,第1卷,日本:筑摩书房1966年版,第420页。
⑨参见竹内好:《“不明白”的意义》,载《月刊社会党》1968年8月。
⑩参见新岛淳良:《阿Q的乌托邦——某公社的日历》,日本:晶文社1978年版。
(11)参见新岛淳良:《我的毛泽东》,日本:野草社1979年版。
(12)新岛淳良于1990年同下一代的“文革”研究者加加美光行对谈,关于公社国家论,新岛淳良所依据的是从上海和广州革命委员会委员那里获悉的巴黎公社型的大众独裁的官僚体制已经不存在了的信息,他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思想改造的可能性。参见[日]新岛淳良、加加美光行:《黑暗从远处走来——现代中国与阿Q阶级》,日本:田畑书店1990年版,第48~51页。
(13)[日]津村乔:《全共斗——持续与转型》,日本:五月社1980年版,第91~105、218~219、288~294页。
(14)[日]草野文男(编):《拓殖大学80年史》,日本:拓殖大学创立80周年纪念事业事务局1980年版,第413~414页。
(15)参见[日]絓秀实:《革命的,过分革命的》,载《1970.7.7的“开战”》第13章,第317页。
(16)参见竹崎富一:《徐翠珍问题——对在日中国人的打压结构》,载《现代之眼》1972年7月期。
(17)参见[日]森宣雄:《日台殖民主义的连锁》,载《台湾/日本连锁殖民主义》终章,日本:Impact出版会2001年版,第179~203页。
(18)参见陈焜旺(主编):《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日本:侨报社2004年版。此书为近700多页的大著,但未提及“华青斗”。该书为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所著,主编陈焜旺是东京华侨总会会长,曾担任留日华侨联合总会首任会长。
(19)ML同盟:日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盟,发行机关报《赤光》。——译者注
(20)[日]高木正幸:《联合赤军与新左翼运动》,载《朝日通讯》,1972年4月4日。
(21)[日]永田洋子:《16个墓标》下册,日本:彩流社1983年版,第165页。
(22)[日]坂口弘:《浅间山庄1972》下册,日本:彩流社1993年版,第90页。
(23)[日]森恒夫(著),高泽皓司(编):《枪战与肃清——赤军问题资料集》,第27~28、181~183、244~245页。本书中,森恒夫在1972年2月17日被逮捕之后,从4月13日到5月2日在东京拘留所中写的“自我批判书”中,并未使用“枪的物神化”这样的词语,但是在坂口弘所著的《浅间山庄1972》下册(第193~194页)以及永田洋子所著的《16个墓标》下册(第106~109页)中在提到森恒夫的时候均使用了该词语。
(24)[日]永田洋子:《16个墓标》下册,第193页。
(25)[日]永田洋子:《解冻
追求女性的自立》,日本:讲谈社1983年版,第134~135页;[日]坂口弘:《浅间山庄1972》下册,第180页。

撰文:刘柠

1956年3月,一个日本人携眷来到中国,从此一住18载,其间无法回国。夫妇更名改姓,乔装成中国人,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史上前所未见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实验中,改造思想。从整风、反右、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直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打倒。中日建交后的1973年12月,才辗转回到自己的祖国——整个壮年时代都留在了中国。如此传奇不是传说中的日共“延安派”或日籍八路军,而是发生在战后中日间的一段真实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Yoshio
Kawaguchi),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别村(现士别市)的一个农家,高小毕业后在家乡务农;1943年,应征入伍,服役于帝国海军横须贺部队。1945年8月,日本战败,川口在香港成为英军战俘,被短暂收容于战俘营。11月,复员,回乡继续务农,同时参与农民运动和日共策动的武装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村上国治(日共札幌地区委员会委员长),并由村上介绍,于1947年(或1948年)加入日共。1951年,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机关军事部门工作。1953年8月,调到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因“白鸟事件”的关系,被分配到党的非公开部门。1955年7月,日共召开六中全会,两派(国际派和所感派)统一,党的活动全面公开化(此前为半合法、半公开化状态)。1956年3月,应组织上要求,离开日本,赴中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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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2月,川口孝夫先生(中)在北京同张香山(左)先生、刘迟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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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白鸟事件”

1952年1月21日,晚7时30分许,在北海道札幌市南六条西十六丁目的马路上,札幌市警察署白鸟一雄警部骑自行车回家途中,遭另一辆从身后追赶上来又并行一段的自行车的骑车者射杀。白鸟警部当场倒地死亡,犯人骑车逃遁。这就是日本当代史上的“白鸟事件”。

如果是一起普通刑事案的话,也许根本构不成“事件”。而“白鸟事件”作为发生于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后期的一桩典型的政治谋杀,具有多重背景,背后有复杂交错的利益纠葛。被暗杀的白鸟一雄其人,战时曾从事过以镇压左翼社运为目的的“特高警察”活动,战后作为札幌警署的警备科长,负责半合法化的日共的对策,对赤色分子镇压没商量,被日共看成是“凶恶的敌人”。同时,作为治安警察,白鸟还负责治理管片的“风纪”问题,工作上与一些色情营业场所联系频密,颇吃得开。遇害的那天下午,还曾去过一间叫做“紫浪”的酒吧,然后又去了两家窑子。

1949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当局(GHQ)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搞“赤色整肃”(Red
Purge),将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开除公职,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年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即“军事方针”)并付诸实施。在日共的策动下,各地革命风起云涌,以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以红色信号灯迫使运煤车停车,然后唆使市民哄抢车载煤炭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一群非固定雇佣劳动者一边静坐,一边高呼“我们要年糕”的示威等事件,均遭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对此,北海道地区的日共组织给包括白鸟一雄在内的“侩子手”们寄送了数以百计的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开了营救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白鸟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美占领当局,还是日本政府,对日共其实都有种除之而后快的心理,而“白鸟事件”刚好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镇压口实。受事件的牵连,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分子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或出狱后离奇死亡;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10名党员虽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因而被迫流亡中国。

被认为是“主谋”的村上国治,于1952年10月被捕。尽管本人始终宣称无罪,但1963年10月,仍被最高法院以谋杀罪判决有期徒刑20年。村上于1977年刑满出狱后,要求重审此案,但被司法当局驳回。1994年11月,在位于琦玉县的家中被烧死。关于起火的原因,警方至今未给出确切的说法。

在逃亡中国的10人中,2人客死大陆;7人在中日恢复邦交后回到了日本;而事发时系北海道大学学生的鹤田伦也至少在20世纪末仍滞留在北京(近况不详);川口孝夫夫妇也是其中的两位。

川口本人开始本无意去中国,他认为自己既与“白鸟事件”并无“直接关系”,则“根本没有理由流亡中国”。但被组织上(日共中央统制委员尾田茂穗)告知:“你不去中国也行,作为代价,必须脱离党组织,如果这样的话,即使以后你被逮捕,也与党组织无关。”川口为了能在呆在日本国内,曾打算脱党,但表示“不过纵然退党,我也打算在日本的革命运动、群众斗争中战斗下去”。不料,一段时间后,组织上又向他提出去中国的问题。但由于此前已经明确过“没有流亡的理由”,“所以此次不以流亡作口实”,而是改口说:“你去北京工作。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工作结束后就回国。此外,因为是去工作,带上你的夫人一块去。”于是,夫妇俩信以为真。1956年3月,在组织的一手安排下,从烧津港乘小型渔轮“第一胜渔丸”赴中国。此次行动也是“人民舰队”计划的一环。所谓“人民舰队”,系指1950年代日共基于武装斗争路线,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有计划地组织日共党员向中国和朝鲜偷渡,偷渡用船(多为渔船)统一编队调度。据资料显示,以这种形式偷渡到中国的日共方面人士达数千人,其中包括野坂参三、伊藤律等党的领导人。

近60年来,围绕“白鸟事件”的背景和“真凶”问题,日本国内始终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大量的书籍、材料(如著名作家松本清张的非虚构作品《日本的黑雾》等)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被认为是“当事者”的日共分子的自然减员和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守口如瓶,尤其是日共中央始终固守事件之初的“公式表态”,除此之外便三缄其口,不置一词,更拒绝公开有关的历史档案,使这一历史悬案更加扑朔迷离。虽然在司法层面,案件已然“审结”,但疑点颇多,问题重重,作为历史事件,还远未到“揭盖子”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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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庆典和“人民大学分校”

刚到中国的时候,川口孝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动。来到解放的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

抵京不久,正赶上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度过的五一劳动节,我心中涌起由衷的喜悦”。当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来宾莅临天安门城楼的时候,站在广场上的川口一边“听”着城楼上面宣读的庆祝大会祝词,“由于没有翻译在身旁,我听不懂内容。然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流贯全身,泪水涌了出来。把解放后举国欢庆的中国的五一劳动节同象征着‘血腥的五一’的日本的五一劳动节相比较,我感慨万千”。

就在川口为社会主义中国五一节的盛况而感动不已的同时,日共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与“白鸟事件”的关系,二是与志田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为代表,又称所感派、主流派)的关系。随着1956年1月,前日共军事委员长、被看成是“极左冒险主义”代表人物的志田重男的下台,志田派受到清洗。当时作为日共代表驻北京的袴田里见在1950年日共分裂时,属于国际派(由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代表,又称反主流派)。对他来说,川口是反对派的人,需要“抢救”。审查的方式,是袴田的部下、中国籍日共党员罗明一周一次来川口下榻的中联部招待所,在反复听取川口的陈述后,再让他写成报告。报告内容与前一次陈述稍有出入,“便会受到喋喋不休的责难”。川口觉得,如此审查,实无异于“侮辱”,后悔不该来中国。审查虽然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但对方(审查方)几乎一无所获。

6月,川口被罗明告知要去北京郊外的“学校”。甫一抵校,就被校长连贯告之:“形势没有根本的变化,不能回国。”川口确认何谓“形势的根本变化”,连回答说,即“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变化”。至此,川口才明白,驻北京的日共机关对自己做出如此命运攸关的决定,却不直接告之本人,而是通过中方来知会。而所谓“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云云,纯属欺骗。在京期间,连袴田的影子都没见过。“此时,我想索性豁出去了,心中充满被党所算计而产生的满腔怒火。”

学校位于北京西郊,名义上叫“中国人民大学分校”,实际上是由中共、苏共和日共合作开设的旨在培养日本革命干部的培训机构。行使管理之责的是中方,校长由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兼任;教学和科研由中方教师和日方助教来担当;而教学的实权则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川口进校后发现,学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装的日本人,不少人还认识。后来才知道,这里的日本人大致有几类:1、抗战期间参加过八路军的人;2、在满铁公司呆过的战前左翼人士;3、1950年以后由日共从日本国内遣送过来的人;4、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解放军的人;5、解放后留在中国的人。

校舍建在一片由围墙隔开的田地上,门口有士兵站岗,完全与中国社会现实隔绝,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鱼、肉,红肠、咸鱼籽等也常见,各种酒都有卖的。“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园里到处聚集着醉醺醺的人们。”川口刚来时,对中国的实情还懵懂无知。后来接触到中国社会基层的情况,便“痛感这段学校生活是在坐享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象,在一个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地方学习教条,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革命家”。好在川口夫妇实际上只见识了这所特殊学校的“强弩之末”,一年后,学校被关闭。日本人学员或为回国而先期分散至内地各处,部分人则按组织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妇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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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党校”到“省党校”

蜀道难。1957年盛夏,川口夫妇一行北京出发,经过7天的行程,抵达重庆火车站,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简称“七党校”)的人前来接站。然后又换乘汽车,奔赴目的地——位于重庆郊外歇子台的“七党校”。在学校里,川口夫妇被起了中文名字,理由是“在共产党的机关学校里,让社会上知道有那么些外国人呆在里面影响不好”,川口取名田一民,其妻川口荣子被称为李莲英。从此,这两个名字一直用到1973年这对患难夫妇回国之前。

“七党校”的校长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逢春。副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抗战初期的干部,各处处长、教研室主任及各科科长大多是三八式干部。校园内有数幢建筑,巨大的坡地被竹林和树丛包围,上坡上有很大的池塘,宛如公园一般。校园东侧有高级招待所,建在远离公路的一块开阔地上。1958年春,毛泽东曾下榻此处,但当时消息是绝密的。彼时,川口夜里出来小解,见党校干部们正沿着与招待所临近的墙根一字排开,警戒森严,不觉大吃一惊。

至此,川口明白自己不可能轻易回国。而在远离故国的中国,今后漫长的岁月将如何度过,无疑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川口决心“既来之,则安之”——“积极地投身于正在兴起的社会运动……在同中国人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中文”。

川口夫妇在歇子台生活了一年,亲身经历了整风、反右和除四害运动。眼瞅着身边的高级干部,一个个被打成‘右派’”,他感到困惑,“我完全没有料到,党内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即使是作为一个日本人、旁观者,这时也多少看透了“引蛇出洞”游戏背后的机关:“‘整风’初期宣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等到让人们充分发表意见后,负责此项运动的人就将当事人所发表的意见整理成材料,并将其定为‘右派’。无论如何,当事者无法抹去蒙受欺骗而遭暗算的感觉。以后的运动大都蹈袭这种方法,并且愈演愈烈……从这时候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制度开始逐步丧失。”

1958年,因中共西南局建制取消,歇子台的“七党校”被迁往成都,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合并,统称“省党校”。这里本来是四川省内各县委书记和县长、地委书记和地委各部部长等中层干部理论学习的机构,但干部们都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工作队员已前往农村,学校处于闲散状态。川口觉得既然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便不能孤立于中国社会,而应该尽可能地深入下去。为此,“除了同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外别无他法”。他还要求工资待遇与中国同事“一视同仁”。因此,老田(川口)被定为行政17级,每月工资是92元;妻子李莲英被定为19级,月薪78元。俩人月薪合计170元,“过普通生活绰绰有余,还能存钱”。同时,老田还能享受专门对外宾的肉类特供。这种干部待遇一直保持到夫妇离开中国回国时。

川口夫妇在“省党校”一直待到1969年,度过了11年的岁月。从1958年到1960年的3年间,以省委党校工作组的名义下基层,参加劳动,亲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目睹大量严酷的社会现实,“思想上充满巨大的矛盾”。1960年以后,粮食短缺问题更趋严重。在乡下,一只鹅卖到10元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物资供给严重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以至于在城里,“黄牛”开始在暗地里活跃起来。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币,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高级糖果、香肠、点心以高于普通市价10倍的价格出售。在成都,解放前就很有名气的耀华餐厅,居然推出了100元一桌的超豪华宴席。“然而,货币回笼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川口认为:“不管毛泽东如何强调‘天灾’,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何以言之?川西平原当时并无水灾,在被称为‘蜀犬吠日’的四川,尽管阴天颇多,但那时日照比较充足,晴天持续出现。由于有充足的岷江之水从灌县的都江堰中引来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畴,绝未发生过干旱。按照古老的说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则必定丰收。在全国范围内,‘天灾’掩盖了‘人祸’,然而在天府之国,没有人能接受‘天灾’的结论。”

尽管川口已基本掌握了中文并深度融入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但他仍没忘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及日共党员的政治身份。虽然拥有日共党籍,但长期无法开展组织活动的“散养”状态令川口感到痛苦。在从1961年由成都转移到北京的前辈横川次郎那里获悉党的组织生活已经恢复的消息后,川口给日共驻京代表罗明写信,提出恢复组织生活和回一趟北京的要求,获北京批准。于是,1962年7月,经三峡到武汉,再从武汉转乘京汉线,回到了阔别5年的北京。在北京会晤罗明,虽然得到了恢复生活的承诺,但前提条件是不许进行公开的组织活动,活动仅限于自身组织内部。当时北京有很多日本人,川口被禁止与他们接触,“完全从日本人的圈子里被隔离出来”。再次确认了近期回国无望的现实,只好“怀着某种惆怅的心情离开北京,返回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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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及“小四清”运动

1963年秋天,川口被下放到彭县(现彭州市)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及后来的“小四清”运动。先是漫长的学习,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领会中央精神和运动的意义。学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严酷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此乃发动四清运动的前提。会议对毛泽东所谓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手中,在党和政府中,也存在他们的代理人的讨论,令川口联想起1951年日共讨论“新纲领”时的往事。该纲领认定,日本农村依然存在着封建地主制度。但川口作为出身于北海道农村的人,凭自己的经验和直觉认为“其他地方不太清楚,不过我所在的地方已不存在地主制度”,却遭到日共领导层的批判,被斥为“只看到表面而看不到本质的右倾观点”。虽然此一时彼一时,从国度、政党,到历史、现实都不同,但某种思维方式上的教条主义和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令川口觉得“一旦‘左’起来,中国和日本没有两样”。

在九尺公社,川口还参加了被四清运动指挥部定性为“丧失党员立场的变质分子”的批斗会。虽然参加过党校的批斗会,但直接参加基层的运动还是头一次。对人们争先恐后用四川彭县方言的发言,中文水平有限的老田听得一头雾水,即使由工作队的干部翻译成普通话,也只能勉强听懂一半。结果,老田只有从早到晚,一个劲地吸烟。但他懂得中国人以香烟代替寒暄的习惯,于是在会上给大家敬烟,同时也接受别人递的烟。老田抽的是“大重九”,一次就发光两包,而接受的则是“叶子烟”。所谓“叶子烟”是将干燥后烟叶卷成筒状,然后塞进手工制作的竹烟筒中来吸的烟,劲很大,老田抽不惯,觉得自己“在递烟的交往中便首先败下阵来”。

党组织生活既已恢复,川口进一步为自己确立了“融入中国社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但是在中国社会,为了在一个地方长期呆下去,如果不找点事做,不挂个一官半职,则工作难以开展。而且,根据所任职务的高低,其相应的工作范围也被确定。”基于这种理由,1964年1月,通过相应的组织程序,川口被任命为彭县农业局副局长,分管农业技术方面的工作。在农业局,知道老田是日本人的,只有正局长一个人。当了官,待遇也相应得到改善:县政府为他提供了一套两间的用房,10平米的一间是办公室,8平米的一间是寝室。同一个院里,还住着县长和副县长。

在彭县的“小四清”运动中,其他4名正副局长一个个被打倒,只有川口幸免于难。原因是他上任伊始,县委曾发出一条指示:田副局长不属于批判对象。老田一边参加运动,一边勉力维持机关里的日常工作。曾解救了一对在同一机关工作的、因所谓“历史问题”而遭轮番批斗,乃至精神崩溃至自杀边缘的职员夫妇。

新葡萄京娱乐场网址,四清运动后期,鉴于运动的扩大化给地方,尤其是农村工作所带来的混乱局面,1964年底至翌年初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决议(即《二十三条》),纠正了一些运动中过激的地方,机关和农村的秩序暂时得以恢复。局长被解放后,泪流满面地对老田说:“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可包括老田在内的基层干部们谁会料到:“通过《二十三条》被毛泽东救了命的干部们一年后又被毛泽东打倒。正是这个‘小四清’运动,确实成为翌年发动的‘文革’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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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的激流中

1966年5月,川口被从彭县召回成都的省党校,因为“文革”开始了。旋即又被在北京的日共代表砂间一良叫去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日共已经与中共对立。在上海,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与毛泽东的会谈破裂。因此,原定由刘少奇和宫本发表的共同声明也胎死腹中。作为日共代表砂间当然与宫本持相同立场。而此前的党代表罗明此时则因赞成中共观点被解除了代表职务。川口被要求表态、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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