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史事辨正 :《宁调元年谱》考误

内容提要:杨天石,曾景忠所编《宁调元集》中,收有《宁调元年谱》,简要记述了宁调元一生的主要经历,
但其中有不少内容与史实有出入。本文选取其中14个较为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考证,得出了符合史实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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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调元,清湖南省长沙府醴陵县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宣传家、文学家和诗人。在杨天石、曾景忠1988年所编之《宁调元集》中,收有《宁调元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简要记述了宁调元一生的主要经历。但经笔者查考,其中有不少内容与史实有出入,对于全面、深入、精准研究宁调元带来诸多不便。有鉴于此,笔者从中列出13个较为重要的问题,按时间顺序,分别根据有关史料,对之逐一予以考证和订正,以与编者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宁调元,清湖南省长沙府醴陵县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宣传家、文学家和诗人。在杨天石、曾景忠1988年所编之《宁调元集》中,收有《宁调元年谱》,简要记述了宁调元一生的主要经历。但经笔者查考,其中有不少内容与史实有出入,对于全面、深入、精准研究宁调元带来诸多不便。有鉴于此,笔者从中列出14个较为重要的问题,按时间顺序,分别根据有关史料,对之逐一予以考证和订正,以与编者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宁调元的名、字、号。《年谱》说:“宁调元,字仙霞,号太一。”但据笔者查考,此说与楚攸宁氏族谱的相关记载有异。据《楚攸甯氏六修族谱》记载,楚攸宁氏的祖先在明代以后,为本族人免重名越序之弊,每代定一嘉字,随时择用。至乾隆辛卯(1771),楚攸宁氏族谱经初修于“乾思魁祖 元武映宗”的行字之后,加上“卫之祥发 远振家声”八字,民国癸酉(1933),五修族谱之际,再添二十四行字,形成楚攸宁氏班行(世派)诗,以供后世命名时循序取用其中一字编入名中,以明确辈份。宁调元父亲属“乾”字派下第九世,按上述班行(世派)诗顺序属“卫”字派,故名卫均。而宁调元属“乾”字派下第十世,在楚攸宁氏班行诗序中为“之”字派,故以派序取名为“之梯”。既然宁调元的派名叫宁之梯。那么宁调元又算他的什么名呢?笔者认为,是其学名。旧时大户人家小孩入学时为方便学习,还要为小孩取个正式的名字,以供老师称呼,即为学名。虽然《楚攸甯氏六修族谱》中关于宁调元的条目中对此未作说明,但笔者从其堂弟(宁调元叔父宁卫坚之子)宁之煦的条目中发现了线索。因为宁之煦的条目中记载:“之煦,字先荣,学名调文。”由此不难推知,宁调元是宁之梯的学名。此外,《楚攸甯氏六修族谱》上记载宁调元的字却既非“仙霞”,而是“光甲”。“甲”,在天干中排第一位,通常表示居第一位;而“元”则有首、始、开端第一等意思,所以“甲”与“元”词义相近,均有第一的意思。这说明,宁调元的名和字在意义上存在词义相近的联系,符合古人取字选字的规则。宁调元作为文学家和诗人,当然也少不了号。对于宁调元的号,学界的观点似乎比较一致,即“号太一”(关于宁调元的好友,如高旭、柳亚子等常称其为太一的问题,笔者将在《宁调元的名、字、号及笔名考论》一文中专门讨论,敬请期待)。但《楚攸甯氏六修族谱》上这方面的记载却是“号仙霞,又号大一”。经查,楚攸宁氏族谱初修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冬,重修于清道光六年(1826)春,三修于清咸丰八年(1858)秋,四修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五修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秋,六修于2005年冬,详细记载了楚攸宁氏的源流和分流、楚攸宁氏的风俗文化、楚攸宁氏的簪缨英名、楚攸宁氏的世系世录以及历次修谱的情况。该谱1898年四修之时,宁调元已15岁,宁调元之父宁卫均尚在世(1902年逝世)且为四位纂修之一。在修族谱这件大事当中,宁卫均应该不会把自己儿子的名、字、号给编错。到1933年秋五修之时,宁调元逝世已10年,宁调元之子宁祥大积极参与,不仅为其祖父卫均公夫妇、曾祖父宗绶公夫妇分别捐大洋二十元配享,且与宁调元的堂弟之煦均为纂编(纂编共四位),应该也不会把乃父和乃兄的名、字、号弄错。而况,楚攸宁氏每次修谱都组织严密,除了四位纂修,还有四位誉对,因此也不必怀疑族谱在编写、校对和印刷上出现错误。由上可知,关于宁调元的名、字、号的表述应为:宁调元,谱名之梯,学名调元,字光甲,号仙霞,又号大一。

一、关于宁调元的名、字、号。《年谱》说:“宁调元,字仙霞,号太一。”但据笔者查考,此说与楚攸宁氏族谱的相关记载有异。据《楚攸甯氏六修族谱》记载,楚攸宁氏的祖先在明代以后,为本族人免重名越序之弊,每代定一嘉字,随时择用。至乾隆辛卯,楚攸宁氏族谱经初修于“乾思魁祖
元武映宗”的行字之后,加上“卫之祥发
远振家声”八字,民国癸酉,五修族谱之际,再添二十四行字,形成楚攸宁氏班行诗,以供后世命名时循序取用其中一字编入名中,以明确辈份。宁调元父亲属“乾”字派下第九世,按上述班行诗顺序属“卫”字派,故名卫均。而宁调元属“乾”字派下第十世,在楚攸宁氏班行诗序中为“之”字派,故以派序取名为“之梯”。既然宁调元的派名叫宁之梯。那么宁调元又算他的什么名呢?笔者认为,是其学名。旧时大户人家小孩入学时为方便学习,还要为小孩取个正式的名字,以供老师称呼,即为学名。虽然《楚攸甯氏六修族谱》中关于宁调元的条目中对此未作说明,但笔者从其堂弟(宁调元叔父宁卫坚之子)宁之煦的条目中发现了线索。因为宁之煦的条目中记载:“之煦,字先荣,学名调文。”由此不难推知,宁调元是宁之梯的学名。此外,《楚攸甯氏六修族谱》上记载宁调元的字却既非“仙霞”,而是“光甲”。“甲”,在天干中排第一位,通常表示居第一位;而“元”则有首、始、开端第一等意思,所以“甲”与“元”词义相近,均有第一的意思。这说明,宁调元的名和字在意义上存在词义相近的联系,符合古人取字选字的规则。宁调元作为文学家和诗人,当然也少不了号。对于宁调元的号,学界的观点似乎比较一致,即“号太一”(关于宁调元的好友,如高旭、柳亚子等常称其为太一的问题,笔者将在《宁调元的名、字、号及笔名考论》一文中专门讨论,敬请期待)。但《楚攸甯氏六修族谱》上这方面的记载却是“号仙霞,又号大一”。经查,楚攸宁氏族谱初修于清乾隆三十六年冬,重修于清道光六年春,三修于清咸丰八年秋,四修于清光绪二十四年秋,五修于民国二十二年秋,六修于2005年冬,详细记载了楚攸宁氏的源流和分流、楚攸宁氏的风俗文化、楚攸宁氏的簪缨英名、楚攸宁氏的世系世录以及历次修谱的情况。该谱1898年四修之时,宁调元已15岁,宁调元之父宁卫均尚在世且为四位纂修之一。在修族谱这件大事当中,宁卫均应该不会把自己儿子的名、字、号给编错。到1933年秋五修之时,宁调元逝世已10年,宁调元之子宁祥大积极参与,不仅为其祖父卫均公夫妇、曾祖父宗绶公夫妇分别捐大洋二十元配享,且与宁调元的堂弟之煦均为纂编,应该也不会把乃父和乃兄的名、字、号弄错。而况,楚攸宁氏每次修谱都组织严密,除了四位纂修,还有四位誉对,因此也不必怀疑族谱在编写、校对和印刷上出现错误。由上可知,关于宁调元的名、字、号的表述应为:宁调元,谱名之梯,学名调元,字光甲,号仙霞,又号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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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攸甯氏六修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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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入读明德学堂的时间。《年谱》说:“(1903年)7月(阴历闰五月)
自醴陵赴长沙,进入明德学堂第一期速成师范班读书。其时,黄兴、周震鳞、张继、胡元倓等人任该校教习,课余常以‘革命排满’之说启迪后进。宁受到影响。”但经笔者查考,1903年7月(阴历闰五月)是黄兴由日本回国经上海应胡元倓之约到明德学堂任教之时,并非明德学堂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开班之际。胡元倓曾说:“前清癸卯夏,学校开办方一学期,倓赴杭约华紫翔兄来湘授英文。在沪遇克强,方自日本归国,因约其来明德共事,欣然允诺。”黄兴自己也说:从日本学师范“归国时值端方督鄂,请其开办学校,宗旨不合,乃回湖南与胡君子清[靖]、周君道腴创办经正、明德两学校,而就中办速成师范一班。”至于第一期速成师范班何时举办,胡元倓说得很清楚:“癸卯秋,开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即由克强主持,邀张溥泉(继)为历史教员。吴绶青(禄贞)、李小垣(书城)皆来湘小住。”
《明德学校史》中关于该校1903年招生开班情况的记载是:明德学堂中学甲乙两班(80人):1903年3月一1905年5月;速成师范第一期(118人):1903年9月一1904年4月。经正学堂:1903年9月开设甲乙班。由上可知,宁调元到明德学堂就读第一期速成师范班的时间应为1903年9月。

楚攸甯氏六修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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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入读明德学堂的时间。《年谱》说:“7月
自醴陵赴长沙,进入明德学堂第一期速成师范班读书。其时,黄兴、周震鳞、张继、胡元倓等人任该校教习,课余常以‘革命排满’之说启迪后进。宁受到影响。”但经笔者查考,1903年7月是黄兴由日本回国经上海应胡元倓之约到明德学堂任教之时,并非明德学堂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开班之际。胡元倓曾说:“前清癸卯夏,学校开办方一学期,倓赴杭约华紫翔兄来湘授英文。在沪遇克强,方自日本归国,因约其来明德共事,欣然允诺。”黄兴自己也说:从日本学师范“归国时值端方督鄂,请其开办学校,宗旨不合,乃回湖南与胡君子清[靖]、周君道腴创办经正、明德两学校,而就中办速成师范一班。”至于第一期速成师范班何时举办,胡元倓说得很清楚:“癸卯秋,开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即由克强主持,邀张溥泉为历史教员。吴绶青、李小垣皆来湘小住。”
《明德学校史》中关于该校1903年招生开班情况的记载是:明德学堂中学甲乙两班:1903年3月一1905年5月;速成师范第一期:1903年9月一1904年4月。经正学堂:1903年9月开设甲乙班。由上可知,宁调元到明德学堂就读第一期速成师范班的时间应为1903年9月。

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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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宁调元参加大成会的问题。《年谱》说:“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参加黄兴、陈天华、李育仁、李洞天组织的革命团体大成会。”经查,此条来自于刘谦所著《宁调元先生事略》:“会日俄战事发生,海外学生以共有损中国主权,血书数至,君悲愤甚,恒背人椎胸饮泣。始与克强先生及陈天华、李育仁、李洞天等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名曰大成会,未几解散,扩大为华兴会。”经笔者查考,此说与史实不符。第一,众所周知,早在1903年11月4日黄兴即与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吴禄贞、柳聘农、谭人凤、周震鳞等人,借为黄兴做生日酒的名义,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聚会,决定设立华兴会,领导反清革命活动,因此不可能又在1904年2月秘密组织所谓“革命团体大成会”。第二,1903年未组织华兴会之前,黄兴也未有与陈天华、李育仁、李洞天秘密组织大成会之事。章士钊曾说:“洎《苏报》(1903年7月)被封,吾从事实际革命工作,开始与克强计划如何筹款。第一步,吾二人同赴泰兴,访龙砚仙,又同赴南京,访魏肇文。旋折回沪,部署略定,乃同返长沙,始筹备华兴会。”由此可见,1903年秋黄兴由日本回到长沙之前,计划成立的革命组织就是华兴会,根本没有先成立一个叫大成会的革命团体的计划,更不可能于1904年2月成立之。因此,《年谱》关于宁调元1904年2月间参加大成会之说应属子虚乌有。

黄兴

四、关于宁调元1904年在长沙脱险的情况。《年谱》说:“10月24日(阴历七月十六日)
与黄兴等集议于长沙小吴门正街东方讲习所(秘密活动机关),时华兴会谋在长沙举义事泄,湘抚陆元鼎派兵抓捕。黄兴得长沙圣公会会长黄吉亭帮助,化装潜赴上海。宁调元遇逻卒,以机警应付脱险。”据查,此说亦来自于刘谦所著《宁调元先生事略》:“克强先生与马福益约期大举,事泄,湘抚陆元鼎据探报党人方集议于东文讲习所,派兵掩捕。君闻警,匆匆出门。遇逻卒,诡辞得脱。克强先生从后门遁,匿居某教会,旋与张继同时离湘。君则仍负联络之责,与克强先生通讯不绝,清政府不知也。”但经笔者查考,此说亦与史实不符。第一,1904年10月24日,为阴历九月十六日,并非《年谱》所谓阴历七月十六日。第二,10月24日,即阴历九月十六日,为黄兴三十岁寿辰之时,这一天黄兴并未与宁调元等人集议于长沙小吴门正街东方讲习所,而是在家里过生日,招待前来贺寿的亲戚。黄一欧说:“10月24日(阴历九月十六),为先君三十周岁。这天,他亲自下寒菌面招待三位进城的姑妈。大约是早晨七点钟,西园龙宅差人持帖子来请先君去,先君正准备下面,没有去。过了半个多钟头,龙砚仙先生第二次差人持帖子来催,先君说,面还没有下好,吃了面就去。先继祖母非常机警,她看到龙宅一连来了两次帖子,催得这么急,一定是有紧要的事,因此,催先君马上就去,回来再吃面不迟。先君刚刚坐轿出门,在门口就和捕捉他的差役对面碰头了。差役见了他,便问:‘你是黄轸吗?’先君情急智生,镇定地回答说:‘我是来会黄轸的,他家里人说他到明德学堂去了,我要再到那里去找他。’于是差役跟着先君的轿子向西往左文襄祠走。先君到了明德学堂下轿,佯称进去喊黄某出来,叫差役们在门口等候。他进校后,就由靠西边的金华祝老师住室旁的小侧门溜出,躲进了西园龙宅。差役在学堂门口久候不见有人出来,才知道上当了,只得将三个轿夫带走,把他们打得皮破血流。”因此,《年谱》所谓1904年10月24日宁调元“与黄兴等集议于长沙小吴门正街东方讲习所(秘密活动机关)”之事也是子虚乌有。

三、关于宁调元参加大成会的问题。《年谱》说:“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参加黄兴、陈天华、李育仁、李洞天组织的革命团体大成会。”经查,此条来自于刘谦所著《宁调元先生事略》:“会日俄战事发生,海外学生以共有损中国主权,血书数至,君悲愤甚,恒背人椎胸饮泣。始与克强先生及陈天华、李育仁、李洞天等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名曰大成会,未几解散,扩大为华兴会。”经笔者查考,此说与史实不符。第一,众所周知,早在1903年11月4日黄兴即与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吴禄贞、柳聘农、谭人凤、周震鳞等人,借为黄兴做生日酒的名义,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聚会,决定设立华兴会,领导反清革命活动,因此不可能又在1904年2月秘密组织所谓“革命团体大成会”。第二,1903年未组织华兴会之前,黄兴也未有与陈天华、李育仁、李洞天秘密组织大成会之事。章士钊曾说:“洎《苏报》被封,吾从事实际革命工作,开始与克强计划如何筹款。第一步,吾二人同赴泰兴,访龙砚仙,又同赴南京,访魏肇文。旋折回沪,部署略定,乃同返长沙,始筹备华兴会。”由此可见,1903年秋黄兴由日本回到长沙之前,计划成立的革命组织就是华兴会,根本没有先成立一个叫大成会的革命团体的计划,更不可能于1904年2月成立之。因此,《年谱》关于宁调元1904年2月间参加大成会之说应属子虚乌有。

五、关于宁调元倡办渌江中学堂。新葡萄京娱乐场网址,《年谱》说:“(1904年)冬,为广播革命种子,倡办渌江中学堂,请假回醴陵,兴建校舍,奔走于醴陵长沙间,终于将学堂办成。这一条说得比较笼统。按《年谱》所说1904年冬,两三个月的时间,宁调元不仅倡办渌江中学堂,还要“兴建校舍”,最后“终于将学堂办成”,似不可能。据笔者查考,1905年3月26日《湖南官报》上的《省内新闻》有消息曰:“醴陵志士热心学务,将去年所设之渌江高等小学堂改办中学堂,业已禀请立案。抚宪以县治设立中学,事属可嘉,爰特书‘渌江中学堂’匾额,以示鼓励。”由此可见,宁调元办渌江中学堂一事的经过应为:1904年冬回醴陵进行渌江高等小学堂改办中学堂之事,直到1905年春才“终于将学堂办成”。

四、关于宁调元1904年在长沙脱险的情况。《年谱》说:“10月24日
与黄兴等集议于长沙小吴门正街东方讲习所,时华兴会谋在长沙举义事泄,湘抚陆元鼎派兵抓捕。黄兴得长沙圣公会会长黄吉亭帮助,化装潜赴上海。宁调元遇逻卒,以机警应付脱险。”据查,此说亦来自于刘谦所著《宁调元先生事略》:“克强先生与马福益约期大举,事泄,湘抚陆元鼎据探报党人方集议于东文讲习所,派兵掩捕。君闻警,匆匆出门。遇逻卒,诡辞得脱。克强先生从后门遁,匿居某教会,旋与张继同时离湘。君则仍负联络之责,与克强先生通讯不绝,清政府不知也。”但经笔者查考,此说亦与史实不符。第一,1904年10月24日,为阴历九月十六日,并非《年谱》所谓阴历七月十六日。第二,10月24日,即阴历九月十六日,为黄兴三十岁寿辰之时,这一天黄兴并未与宁调元等人集议于长沙小吴门正街东方讲习所,而是在家里过生日,招待前来贺寿的亲戚。黄一欧说:“10月24日,为先君三十周岁。这天,他亲自下寒菌面招待三位进城的姑妈。大约是早晨七点钟,西园龙宅差人持帖子来请先君去,先君正准备下面,没有去。过了半个多钟头,龙砚仙先生第二次差人持帖子来催,先君说,面还没有下好,吃了面就去。先继祖母非常机警,她看到龙宅一连来了两次帖子,催得这么急,一定是有紧要的事,因此,催先君马上就去,回来再吃面不迟。先君刚刚坐轿出门,在门口就和捕捉他的差役对面碰头了。差役见了他,便问:‘你是黄轸吗?’先君情急智生,镇定地回答说:‘我是来会黄轸的,他家里人说他到明德学堂去了,我要再到那里去找他。’于是差役跟着先君的轿子向西往左文襄祠走。先君到了明德学堂下轿,佯称进去喊黄某出来,叫差役们在门口等候。他进校后,就由靠西边的金华祝老师住室旁的小侧门溜出,躲进了西园龙宅。差役在学堂门口久候不见有人出来,才知道上当了,只得将三个轿夫带走,把他们打得皮破血流。”因此,《年谱》所谓1904年10月24日宁调元“与黄兴等集议于长沙小吴门正街东方讲习所”之事也是子虚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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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宁调元倡办渌江中学堂。《年谱》说:“冬,为广播革命种子,倡办渌江中学堂,请假回醴陵,兴建校舍,奔走于醴陵长沙间,终于将学堂办成。这一条说得比较笼统。按《年谱》所说1904年冬,两三个月的时间,宁调元不仅倡办渌江中学堂,还要“兴建校舍”,最后“终于将学堂办成”,似不可能。据笔者查考,1905年3月26日《湖南官报》上的《省内新闻》有消息曰:“醴陵志士热心学务,将去年所设之渌江高等小学堂改办中学堂,业已禀请立案。抚宪以县治设立中学,事属可嘉,爰特书‘渌江中学堂’匾额,以示鼓励。”由此可见,宁调元办渌江中学堂一事的经过应为:1904年冬回醴陵进行渌江高等小学堂改办中学堂之事,直到1905年春才“终于将学堂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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