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宋江宁:关中盆地史前到秦汉时期的中心区转移现象考察———兼论周原与丰镐遗址内涵差别巨大的原因

2016年6月25、26两日,由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苏州中心举办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研讨会在苏州举行。来自悉尼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的9位学者就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变化发表了演讲,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悉尼大学考古系Roland
Fletcher教授做了题为“从高密度向低密度的转型—聚落发展的轨迹”的演讲。新葡萄京娱乐场网址 1悉尼大学考古系Roland
Fletcher教授做演讲新葡萄京娱乐场网址 2与会代表合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际根研究员以“‘大邑商’的建与废”为题对殷墟的兴建与废弃过程做了探讨。谈了关于商代都城及聚落的演化过程,及向高密度发展过程后转入低密度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宋江宁博士对西周都邑的三个问题进行了阐述。第一,西周都城都位于晚商时期相对落后的区域,其形成动力主要是灭商后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即可称为是移民新城。第二,由于郑国渠及之后一系列水利设施的修建,关中盆地的经济中心区在秦汉时期从漆水河以西转移到了西安地区,这个现象可以作为理解西周时期周原遗址内涵远胜丰镐遗址的宏观背景。第三,分析了周原遗址商早期到西周晚期聚落结构变化的过程。他指出,周原遗址的聚落扩张与人工水利设施的互相关联,同时,聚落中心可能发生过转移。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良仁教授的演讲题目为“东周的城市”。综合分析了东周各国都城和城市的规模、平面布局之后,他指出,东周各国都城面积巨大,平面形制复杂多样;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展示着统治者的权力,手工业作坊、礼制建筑、诸侯和贵族墓地也是必备的元素;各国统治者保持着和远方密切的文化联系。他还提请大家思考:什么人住在城内,他们的身份如何?在对秦人都城迁徙、内涵变迁展开个案分析后,他认为,秦的都城随着疆域的扩张不断迁移,都城结构分散,有的宫殿甚至建于城外;秦统治阶层遵从了周人节俭的传统;秦的都城布局与其他诸侯国相似,但咸阳的布局显示了帝国的理念。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董卫教授发表了“地域文化背景下的城市变迁——以江苏地区古代城市发展过程为例”的演讲。他的研究表明汉代是江苏地区城市快速增长的重要历史时期,至汉代晚期,覆盖全省范围的体系化的城镇结构已基本形成。滨海城市带以盐业和渔业为主,内陆地区沿各类河道与运河形成以商贸和区域中心为主的城市带。南北朝是江苏地区城市快速增长的重要历史时期。至唐宋时期,江苏地区已经基本形成了两个重要的城市带——沿海城市带和沿运河城市带。他以南京城为例,指出南京城市的历史变迁典型地反映出古代江南城市的规划思想,即与山水格局同步发展,治水与筑城相辅相成。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王锡惠对印度哈拉帕文明的城市与建筑做了介绍。内容包括哈拉帕文明的城市分布、规划特点、空间特点、建造技术和建筑材料等。

一、问题的提出

周原与丰镐作为西周时期最重要的两个中心性遗址,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都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与研究。就截止目前的研究来看,专门对二者进行比较的研究尚不存在,但涉及到比较的部分时则大都认为从周人从周原迁往丰镐不但是政治上的必须,也是自然条件上后者胜于前者的缘故。然而,考古发现却展示出另外一幅图景,即周原遗址先周和西周时期遗存的内涵远比丰镐遗址丰富,如何认识和解释这个现象是一个相当艰巨的挑战。笔者试为之。

二、周原与丰镐遗址内涵的比较

丰镐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1933年,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1942年,二者距今已是七八十年。考古学家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使我们对二者的分布范围、时代延续、内涵有了框架性和关键性的认识,学界也有了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基于上述研究成果,笔者抽取了几类关键数据制成表一,足以表明二者在内涵上差距之大。

三、研究路径之一

在考古资料已经表明周原遗址内涵胜于丰镐遗址后,解释的难题就随之而来。笔者采用了布罗代尔的中时段理论,以关中平原的整体社会变化考察为研究对象,从这个整体的把握中对周原与丰镐这两个个体的差异进行解释。具体做法是在以往成果和自身研究经历的基础上,以关中平原新石器至秦汉时期遗址分布为基本数据,选择大周原(即漆水河以西的关中平原)和西安地区(西安及其渭北地区)为具体分析对象,考察两个区域内遗址密度的变化,得出对关中平原经济中心区变化过程的认识,再以此为基础对周原与丰镐的差别做出解释。

这个思路的形成还得益于对关中平原更具体的研究。如日本学者以农业开发和水利设施建设为视角,对关中平原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地带的变化、都市设置、农业发展史和水利建设史的研究,其内容已经包含了周原与丰镐对比的宏观背景。也有考古学家从关中盆地微地貌,古人在关中平原的居住模式与聚落分布特点以及古代关中交通体系出发,论证丰镐一带是关中的聚落核心和交通枢纽。这些研究都对关中平原进行了整体、中时段的把控,极大地启发了笔者的思考。

四、研究路径之二

日本学者学者对战国秦汉时期关中平原都市(包括都城、郡治、县治)的研究提出了自然环境、水利开发(即水利设施如郑国渠、白渠、成国渠的兴建等)和都市之间的关联性。李令福的研究也指出了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他认为关中农业区的形成可以说是从周人开发关中西部的周原开始的。到西周时代,丰镐附近的农业才得以发展。这两个区域的地理特征都是以黄土原为主,海拔基本上在500米以上,土壤条件特别适应当时生产力水平。关中东部尤其是渭北冲积平原,海拔基本在500米以下,沼泽湖泊很多,灌草丛生,古称沮枷之地(笔者注:今之盐碱地,无法从事农业生产。)。东部得到基本开发是战国末期的郑国渠开凿以后。他还援引了日本学者木村正雄的研究成果,指出其以关中的700米等高线为标准将其上的丘陵、山谷地带称作为第一次农地(旧开发地带),其下的平原地带为新开发农区(第二次农地)。木村认为在《汉书·地理志》所记三辅的全部75县中,有32个县是战国以后新设置的,而且其中大多数(共25个)是在第二次农地上设置的。鹤间和幸先生在研究秦汉关中水利与都市发展关系以后,也得出了基本相近的观点。李令福的观点就是关中平原农业发展这种自西徂东的历史进程,虽然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关,但主要应该是关中东西部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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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双怀对郑国渠在关中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综述。他指出郑国渠建成后,关中灌区由此定型,流域内大片盐碱地经渠水洗土放淤后变成良田,渭北平原的“泽卤之地”变成了“千里沃野”。所以才会有司马迁所谓“渠成……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班固“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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